图：《重走》护封的设计元素为西南联大西迁路的徒步路线图，80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和80年后的作者杨潇，便是沿这大致线路前进。

　　知名翻译家何兆武5月28日逝世，同样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翻译家许渊冲6月17日也离我们而去，享年100岁。加之纪录电影《九零后》热映，让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西南联大再度成为关注热点。

　　相比八年存续期间培养出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众多人才，1938年2月中旬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近300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抵达昆明的经历也值得书写。青年作家杨潇日前推出《重走》，在路上重新寻找西南联大。\大公报记者 张帅

　　2018年4月起，处在人生转折点、不愿把自己忙成一只陀螺的杨潇，用两个多月的时间重走了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的西迁路，从长沙一路向西，以徒步为主的方式横穿湘西、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昆明。

　　按照上述徒步路线，40余万字的公路旅行作品《重走》在结构上分为了“临时大学”“湘”“黔”“滇”四个部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重叠交织，带领读者穿梭时空，与史料、日记、回忆录中的人物“神交”。

　　师生不惧畏途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走的是一条艰苦的路。即使在今天，尽管吃住行都优渥很多，杨潇旅行开始后还是面临各种问题：脚肩膀腰腿轮流疼痛，时走岔路，住宿条件简陋、语言沟通难……而在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更不好走，多数时候路是挂在半山腰，称得上“上接千仞，下临重渊”；团员有时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比邻而卧，甚至在挂着“福”字的棺材也睡过；天气冷时，学生多半在厨房里借灶火的余热过夜。

　　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西南沿途多著名的匪区，杨潇检索当年《大公报》发现：“师生赤手空拳，没有一个人不提心吊胆，尤其是降落大雨，道路泥泞，一层层的山峰，多罩在云雾里，愈发增加恐怖。”

　　“湘黔滇旅行团”初次行军不免一阵忙乱，出发未久，就有十一位学生把脚磨破，校医当时教大家把针烧红消毒，从水泡中间穿过去，再留一点线头在水泡上避免水泡再起，而“脚板起泡的学生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人要‘穿针引线’”“同学互相帮助，自己有时候下不了手！”

　　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指派陆军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位50多岁的安徽人在东北军多年，他叮嘱说，走路要打绑腿，走完要用冷水洗脚，在吃早饭前喝开水一杯，可一天不渴。而对于匪患，同行的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边地经验丰富，交代旅行团团员与本地人谈话时，不能提明天就走，而说要会休息一天。

　　旅行团自我调节，乐观向上。杨潇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云南马过河镇有一条清浅见底的小河，“两岸树木繁茂，碧草如茵”，“夹杂着野蔷薇，白色花略有黄色，有清香”，许多旅行团同学下河玩耍，“借此一洗尘垢”，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杨式德之前在曲靖感冒，下不了水，但也采了十来朵野蔷薇包在手绢里，“偶尔擦鼻涕，香气袭鼻，心欲醉”。

　　有趣之人恒有趣

　　在旅行团中，有来自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五位教授。曾昭抡每天早晨起来，收拾完铺盖先看书，看完书才吃饭。饭后，汽车拉着炊具和病号先走，他没坐过车，穿件破大褂沿着公路一步步测量路碑准不准。有时学生同他说话，一搭茬，忘了路碑的数字，他就回到原地，重来测量。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路上绝不同他说话。

　　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查良铮也在旅行团中，他后来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穆旦。当年20岁的查良铮在出发前购买了一本英文小词典，每日坚持背单词和例句，背完就把那几页书撕掉，等走到昆明，刚好把字典全部背完。

　　旅行之初，黄钰生经常说自己“行年四十，步行三千”，结果很多时候因为整体谋划所需，经常乘坐汽车不随团步行，于是有淘气学生用纸壳写了一个“行年四十，步行三千”的纸牌子，挂在旅行团参谋长带的一只狼狗脖子上。当时学校风气自由，黄钰生也不以为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