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杨潇多次引用当年《大公报》的相关信息。在由黔入滇的路上，杨潇阅读李霖灿刊登在《大公报》上的系列文章《黔滇道上》。

　　“我从背包里掏出那本厚书，开始读北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林振述1938年春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描绘那次旅行的纪实散文《湘江上》……”从《重走》开头到整部书的尾声，杨潇多次引用当时《大公报》的相关讯息，林振述、戚长诚彼时的通讯报道，以及穆旦、萧干等作家发表在大公报的多篇文章，为杨潇的重走之路提供了很多参考线索。

　　杨潇在南开大学读中文系，也读过很多新闻方面资料。“《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份报纸，你会很期待从这份报纸上得知，当时社会各种各样的状况情形。”杨潇称，重走联大西迁路时每到一个地方，自己都希望知道那个时段那个背景下，大家都关心什么，有怎样的社会民情和人文，而这些事情，“很自然，你就从《大公报》里找。”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联合创办新记大公报，经过十余年努力，到抗战时，已由原来的天津一个版扩充到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六个版。杨潇在《重走》中几乎对上述每个地方的版面都有引用，而且《大公报》的信息对他“帮助挺大”，在他看来，之前引述的日记多数是西南联大理工科和学经济学生写的，“这些日记有闻必录固然很棒，可是缺少一点文学的视角。《大公报》当年的报道对细节和感知上的东西特别重视，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非虚构素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