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刘统著《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去年开始，中共党史题材的读物和文艺作品陆续涌现，其中不乏有新意、有看头的佳作。获得“2020年度中国好书”称号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就是其中之一。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作者刘统，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也是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近年来，他致力于党史读物写作，力作连连，《北上》《战上海》等都广受好评。作为从古代史转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刘统极为重视史料的挖掘和解释，善于以小见大，从细节入手还原历史图景。因此，他笔下的历史，现场感极强，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又善于在长时段中考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引导读者进入历史的深处。这也是《火种》一书的特色。

　　一个“寻路”的过程

　　全书从引子“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写起，至结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止。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一望而知，书的主体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早期历史。刘统在书的结尾处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点燃了一个火种。”这本500多页的书共分24章，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中共党史的范畴，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事件，在书的第10章才得到正面叙述。而此前的9章，都在为这桩“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做铺垫。

　　这个长长的铺垫是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开始的。刘统从那个中国人最耻辱的时刻写起，历数废除科举、立宪闹剧、革命风潮、辛亥革命、袁氏窃国、五四运动等众多历史事件。随着民族灾难的深重和民众思想的觉醒，历史的鼓点也越敲越紧，直至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之成立。接下来，本书转而叙述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国共从合作到分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斗争，直至古田会议，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从中我们可以读到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哲人有云：看历史，要离开一些距离，才能看得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的，孕育她的母体乃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党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史的一部分，因而也必须在此宏大视野中才能获得正解。对此，刘统有充分的自觉。他在书中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寻路’的过程。”所谓“寻路”，寻的就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共党史，就不是个别人行动的集合，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反抗民族压迫、追求独立自由的奋斗史中的一环。这是大势所趋的一环，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其实，这也是近年来中共党史书写的新气象。以近期的文艺作品而论，评书名将田连元在今年录制了评书《话说党史》，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中共的历史，绘声绘形，通俗易懂，引起网友的追捧。我注意到，这部名为“党史”的评书是从三皇五帝说起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直至讲到近代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痛史”。前段时间的热播剧《觉醒年代》开篇也是描写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踯躅，以及人们思想的压抑和苦闷，继而深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壮烈，刻画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之伟岸，最后收束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部被誉为“零差评”的电视剧，在审美多元的今天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我想，是与“长时段”的历史关照分不开的。

　　今日之中国，已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对于民族复兴的目标，国人信心坚定。而在向此目标迈进的进程中，闪耀的是中国共产党播下的火种，迴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铿锵足音。阅读《火种》，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

　　尊重历史原貌

　　《火种》是一本中共党史读物，而非专门的学术著作。但是，《火种》对史料的掌握和辨析，以及通达的史观，丝毫不亚于史学专著。建党先驱的文章、日记，共产国际档案和租界档案，以及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被刘统吸收进书中，力求以史料的排比还原历史的现场。

　　举例而言，在引述毛泽东的文章时，刘统考虑到《毛泽东选集》中有些文章经过编辑处理，为反映历史原貌，在写井冈山这段历史时，他特意从日本学者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中引用文献，以更生动地表现革命道路在探索逐渐成熟的过程。又如，写到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内部矛盾时，刘统引用了周恩来《关于“六大”的研究》中关于吴稚晖辱骂汪精卫的文字，并特意说明：引文来自“延安马列学院中共党史学习教学研究室打印本”，因为该文收录进《周恩来选集》时文字有所修饰。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尊重历史原貌的态度。

　　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本书开篇就用了相当多的笔墨介绍确定中共诞生纪念日的曲折过程。1941年中共成立二十周年时，延安决定举行纪念活动。然而，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和董必武，却都记不太清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了。直到1978年，才有学者多方查找史料，落实一大召开时间为7月23日。

　　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写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刘统在《火种》中则对此作了更富有历史感的论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点燃了一个火种。这些年轻的建党人，当时也没意识到自己办了多大的事。他们中一些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热情、冲动、意气用事。陈公博在中共一大没开完就跑了，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的历史记录。李达、李汉俊是做学问的人，合则留不合则去。陈独秀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是开风气者，却又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轨道。……那些为此奋斗过的先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敬仰。尽管有些人中途转变了、堕落了、背叛了，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肯定他们曾经作出的贡献，因为这都是历史大道上一粒不能缺少的石子。”我以为，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科学而亲切。

　　语言生动文史交融

　　于是相应的，《火种》不讳言党在不成熟时期犯过的错误，并对此进行反思。比如，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枪毙土豪劣绅成为一时风潮。在湖南，号称大儒的叶德辉被枪决于长沙识字岭。“叶德辉固然是反对革命，但他没有像其他土豪一样，有武力攻击农会之类的行为”。叶氏之死，引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恐慌。刘统叙完这一历史片段后，专门从党史学家龚育之的一篇文章中转引了毛泽东的反思：“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的”。同样，第13章“南昌起义第一枪”，在充分说明南昌起义重要意义的同时，又多处引用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分析这场起义的历史局限，总结历史教训。如此写法，历史就不是“名词解释”的结合，也不是既定结论的铺陈，而变得丰润厚实，给人以思想启迪。

　　语言的生动也是《火种》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讲到中共一大前各地共产党组织之间互相联络的情况时，刘统诙谐地以“朋友圈”作比喻，说明有师生、同乡、同事之谊的早期组织比较容易建立联系。而湖北的利群书社，虽很早就开始革命工作，“但因为没有朋友圈的关系，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活泼的文风让严肃的历史变得更有可读性，也与当下的文化风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诗史一体、文史交融，本也是中国史家的传统。《火种》让我们看到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内容上的展现。遗憾的是，本书目前只到1930年代，我们期待着“续集”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