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第一次读《追风筝的人》（又译作《追风筝的孩子》）已经是十五年前，二○○六年的事了。

　　二○○八年北京奥运，二○一○年上海世博，二○一一年福岛核洩漏……二○一九年新冠肺炎疫情。

　　十五年来，我们所居住的这颗蓝色星球，滚滚向前片刻不曾停歇。

　　直到今年八月，美军撤出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在塔利班的攻击下几乎一夜倒台，我才再次想起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才想起阿米尔和哈桑，想起拉辛汗和索拉博，想起这些《追风筝的人》中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人物。

　　“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被真相伤害总比被谎言欺骗好。”

　　“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这些是我在十五年前读《追风筝的人》时留下众多摘抄中的一小部分，初读《追风筝的人》，首先被作者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语言所吸引。在情节的铺陈之中，他不时会写下一些充满哲思的文字，有点睛之效。这些文字，如今看起来，依然掷地有声。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五年？一生之中又有多少书能让你多年之后重新翻开？十五年后，书还是那书，但读书之人早已不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后，重读《追风筝的人》，少了初遇的惊艳，多了冷静的思考──《追风筝的人》，是一个精巧的故事，但远称不上一部伟大的作品。

　　书里．真实与虚构

　　即使是第一次看《追风筝的人》激赏不已的时候，阅读依然有一种隐隐的割裂感。当时，这种割裂感被扣人心弦的情节所淡化，但如今再读，割裂感就愈发明显——《追风筝的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九七○年代主角在喀布尔的童年生活；第二部分发生在一九八○年代的美国，主角随父亲离开阿富汗辗转到美国生活；第三部分主角回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去救赎他人和自我的救赎。割裂发生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之间：前两个部分细节丰富、情绪饱满，但第三部分情节太过传奇，巧合和偶然堆砌出来的杜撰感，让人难以融入其中。

　　其实，对比一下作者本人、书中“我”的经历以及阿富汗真实的历史（见附表），似乎可以找到割裂感的源头：

　　作者本人和书中“我”的年龄相仿（作者生于一九六五年，而“我”生于一九六三年）；“我”直到十八岁被迫离开阿富汗之前，都生活在喀布尔；作者十一岁随父亲离开喀布尔，除了五到八岁的三年随父亲生活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之外，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喀布尔度过的。正是因为亲身经历留下的深刻记忆，所以书中的细节也丰富而动人。

　　再看书中，“我”和父亲由于一九七九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于是在两年之后的一九八一年逃往巴基斯坦，再辗转前往美国；现实中作者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苏联出兵前就随父亲前往法国巴黎，一九八○年全家搬到美国。书中仓皇赴美的不适应、在美阿富汗人的生活面貌同样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自然也就得心应手。

　　由于作者一九七六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喀布尔，没有经历过苏联占领的阿富汗，更没有经历过塔利班的统治，所以整个第三部分都是虚构出来的。作者说，这本书的起源来自他一九九九年在美国看到一则新闻，内容是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人放风筝。看完新闻，他就坐下来，原本只是想写一则关于放风筝的短篇，没想到越写越长，最终变成了现在的《追风筝的人》。

　　对于一部小说而言，虚构绝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追风筝的人》虚构得并不成功。为了让书中的“我”完成精神上的救赎，作者特地或者说强行让成年之后的“我”再次面对自己童年噩梦的根源──对“我”造成巨大童年创伤的人，如今就是阻止“我”救走童年好友之子的人，而且作者为这一“最终boss”赋予了纯粹的“恶”：他已经从当年的恶童，变成集暴力、变态、凶狠、残忍于一身的塔利班头目。而“我”则如同众多荷里活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在强大精神力的支撑之下，由原本的柔弱变得坚不可摧，不但孤身一人深入敌人重兵防守的老巢，而且干掉了罪魁祸首，最终带着象征着希望的孩子逃出生天。第三部分人物的脸谱化、情节的英雄化，与前两部分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还原格格不入，造成了前文所提到的“割裂感”。

　　书外．喀布尔与喀什

　　再看小说出版的时间，是在美军占领阿富汗之后的二○○三年，“刚好”书中虚构出来的、集合人性之恶于一身的罪魁祸首，其身份又是塔利班的头目。无形之中，让整个塔利班被妖魔化、面具化、扁平化了。这符合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对于塔利班的想像，也无疑正义化了美军的入侵行为。

　　讽刺的是，美国电影公司派拉蒙在二○○七年拍摄电影《追风筝的人》时，由于美军占领之下的阿富汗危机四伏，摄制组没能前往阿富汗实地拍摄，而是最终选择了与喀布尔地貌、环境都极为相似，但安定繁荣的新疆喀什来拍摄外景。

　　一个是美国以重建民主、自由为名悍然入侵，驻军之后却依然支离破碎的阿富汗，一个是美国以“人权”为名肆意诋毁的新疆，他们却选择了后者。在生命安全面前，他们“嘴里说不，身体很诚实”。

　　尾声

　　电影版《追风筝的人》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小说，但书中有一个重要情节没有重现。电影中，主角阿米尔将童年伙伴哈桑的遗孤索拉博从喀布尔救出来之后，没有经过什么波折就顺利地到达了美国，而小说中，他们曾在巴基斯坦短暂停留，其间由于无法证明索拉博是孤儿，所以无法取得美国签证，索拉博甚至因此而割腕自杀。

　　尽管在生死关头被救回来，但索拉博还是情绪低落，主角问他：“我能做什么，索拉博？请告诉我。”索拉博说：“我想要爸爸和亲爱的妈妈，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爷在花园玩，我想要回到我们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盖住双眼，“我想要回到原来的生活。”

　　合上《追风筝的人》，看着新闻报道中匆忙撤退的美军，以及他们背后断壁残垣的喀布尔，我想这大概是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心声吧──“我想要回到原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