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祝勇透露下一部作品写国宝南迁。图为他与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之孙马思猛（右）合影。马衡曾于战乱中主持故宫文物南迁。\孙佳妮摄

　　仔细梳理下来，祝勇之前的写作刚好停留在一九二五年故宫博物院建立。祝勇向大公报记者透露，自己下一部作品将书写从一九二五至六五年间的“故宫史”。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攻陷山海关，北平危在旦夕，故宫国宝也开始了漫漫南迁路。其间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直至一九五○至五八年，南迁文物才分批运回北京。当然，还有一小部分去了台湾。但最初，台湾并没有合适的地方安放这些至宝。直到一九六五年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宝贝才一时安定了下来。

　　“三十二年的迁徙之路，最终宝分两处，这些都是两岸同根同源，同属一个中国的见证。”祝勇说，自己正在打磨这部作品的书稿，很快这部作品也可以与读者见面。“再之后，我想重新回归到‘故宫古物’上，详细梳理文物、艺术、文明之间的关系与脉络。”

　　祝勇曾在《庄严先生与故宫文物南迁》一文中写到：“他们（护送国宝南迁的故宫同仁）从长城脚下的北京城出发，过黄河，过长江，又溯长江而上，到岷江，到云贵。他们从江河到江河，从平原（华北平原）又到平原（成都平原），十年八载，千里万里，他们的生命力，并没有在道途中有所减损，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历史文明的滋养，使筋骨血肉变得愈发坚韧茁壮。”

　　祝勇说，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