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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漫游/“影后”回忆里的中国电影\谷中风

2022-04-11 04:23:19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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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胡蝶口述、刘慧琴整理《胡蝶口述自传》(作家出版社,二○二二年)

  ──《胡蝶口述自传》评介

  《胡蝶回忆录》最早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同年十二月,结集出版。一九八七年新华出版社出了简体字内部版。一九八八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二○一九年,整理者刘慧琴对书作了增补、正误。在这部回忆录(新版更名为《胡蝶口述自传》)可以看到,胡蝶是一个纯粹的电影人。她为近代中国电影史作了注释,也给中国电影史留下宝贵的纪录。

  胡蝶一生参演电影众多,包括一些娱乐性很强的影片。但是,在胡蝶心中,电影不是娱乐的工具,而有大义存焉。用她的话来说,“电影首先应该是艺术,不是商品”,电影人应做“制片家”而不仅是“制片商”。因为,从“商”的角度很难提高电影的水准。因此,她始终把艺术作为演员首要的追求。当被问及怎样成为明星时,她说,天赋颜值只是条件之一。舞台上多的是风度翩翩美少男,花容月貌美少女,“只有演技精湛、艺术修养深厚、品行端正的人,才会走上舞台艺术的巅峰。”胡蝶素以端庄气质著称,张恨水认为她“落落大方,一洗儿女之态。”京剧大师梅兰芳说:“胡蝶的表情自然是有她一派的;她以沉着自然见长,足见修养程度之深。”这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反映的正是她内心对艺术的坚守。

  电影首先应该是艺术

  明星影片公司的《火烧红莲寺》是她的成名作之一,她饰演的“红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晚年定居海外,影迷遇到她的第一句话,还是“您那时演的红姑真够潇洒。”但胡蝶又清醒地意识到,该片烧了一把武侠片的“火”,引发不少公司拍摄了许多粗制滥造甚至内容有害的武侠片,产生了不良影响。她认为,该片在艺术性上“不值一提”,“是我最想忘掉的一部电影”。此后,胡蝶的作品发生转型,在《富人的生活》《桃花湖》《自由之花》《歌女红牡丹》《啼笑因缘》等电影中,她饰演了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的人物。

  胡蝶满意的作品是《姊妹花》。她在片中一人分饰孪生姊妹大宝、二宝。二人境遇、性格迥异,但胡蝶经受住了演技的考验,该片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上映时,爆满两个月。一九三五年三月,胡蝶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中的演员代表,携《姊妹花》等八部影片到苏联访问。《姊妹花》在莫斯科公映,也受到很高评价。苏联著名导演道维森柯说,此前欧洲影片中的中国人形象往往被歪曲,《姊妹花》让西方国家的人民从银幕上看到了健康的中国人的形象。这给了胡蝶很大触动,促使她更加认识电影的文化价值,“感到我们电影从业员所负的使命的重大,发扬民族的光荣,我们是责无旁贷的,同时也深感中外文化艺术相互交流的重要。”

  作为演员,胡蝶没有理论家那样对电影作出系统论述,但留在回忆录里的只言片语,出自表演实践,给人许多启迪。比如,她结合游历欧洲各国的体会谈到,“电影也是文化艺术的一个范畴,要能欣赏一个国家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化艺术,就必须对该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再如,针对有人提出的电影会因电视的发展而没落甚至被淘汰,她提出,电视和电影各有特点,只要把电影拍好,提高艺术质量,还是会有市场。几十年后回头来看,胡蝶的看法确实说到了电影发展的  若干关键。

电影史的“实时画面”

  胡蝶的回忆录是存史之书,也是辩诬之书。书中对三大谣言作了辨析。一是关于胡蝶是满族、东北人的传言,指出胡蝶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女子,她的亲生母亲是汉人,她的庶母则是旗人。二是关于和张学良跳舞的传言,指出是日本通讯社造谣中伤,终其一生,胡蝶从未和张学良谋面。三是关于和戴笠的“情史”,也属以讹传讹。这些虽属胡蝶“私事”,却与特定历史、时局背景紧密相连,搞清事实,不仅对认识胡蝶有益,也有助于理解中国电影史乃至中国现代史。

  当然,回忆录中更有价值的内容是对中国电影史的补充。在书中,胡蝶提到了数十部电影,为我们提供了电影史的“实时画面”。比如,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是电影史著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也设立了专门一节加以记述。作为本片主演,胡蝶的回忆录提供了更生动的内容:“整个电影制片过程是这样的:电影先按默片拍好,然后全体演员背熟台词,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将台词录到蜡盘上。录完后,一面在银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间装留声机放蜡盘录音唱片,通过银幕后的扩音机播出。”对于演员而言,录音时对着自己饰演的角色念台词,如有念错念快念慢,就要重来。每天在录音室六七个小时,累得汗流浃背。放映时还经常出状况。影片一旦跳片、短片,画面和声音就不同步了,“观众只见电影上张嘴的男演员,而出来的声音却是女生,牛头不对马嘴。或是各说各的,形同唱双簧。”于此更可见中国电影初期之筚路蓝缕,反观如今已成世界第二电影大国,念及前贤创业艰辛,令人感慨万分。

  出于对艺术的追求和社会正义的担当,胡蝶对左翼电影人的工作高度认同。她认为,黄子布(即夏衍)、席耐芳(即郑伯奇)、张凤梧(即钱杏邨)加入明星影片公司后,带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顺应了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大大提高,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的时代潮流,多少扭转了拍片方向。而《狂流》《脂粉市场》等影片,也让她本人的演出有了新的转型。左翼电影人的历史功绩,当然早已论定,但胡蝶作为演员的“旁观”,让我们更深刻感受到历史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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