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胡蝶应电影人张善琨之邀，主演了《孔雀东南飞》。

　　一九四二年秋，在香港油麻地的过海码头，一辆私家车经过日本侵略者的岗哨时，被日本宪兵拦住。车上的女客虽受日军参谋长之邀赶赴晚宴，仍因没有下车向日军鞠躬而遭训斥羞辱，被勒令在码头罚站一个多小时。接车的日军司机，一直袖手旁观，不做任何解释。这件事让女客悲愤万分，决意逃离香港，前往重庆。

　　这位女客就是胡蝶。五年前从上海避居香港，在这里，她主要是做家庭主妇，也应电影人张善琨之邀，主演了《胭脂泪》《绝代佳人》《孔雀东南飞》等作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胡蝶作为着名电影人，属于日军怀柔的对象。但她知道，在侵略者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实质上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出卖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胡蝶真切感到了国与家的密切关系，不愿意把希望寄托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

　　四十多年后，胡蝶回顾人生，从在电影界崭露头角到如日中天，从在国内收获万千“粉丝”到访问欧洲享誉国际影坛，她都以家常口脗云淡风轻叙之，唯独到了逃离香港这一段，老人仿佛突然回到了历史的现场，山河破碎的苦难、民族大义的感发，跃然纸上。

　　罚站事件后，虽然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之助出于拉拢目的一再表示歉意，但胡蝶和家人已决意离港。一天清晨，他们“由游击队化装好的人带路，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两个孩子由游击队安排的人用箩筐挑着，一头一个”，大人则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走的全是荒野和崎岖的山路，胡蝶脚底全走起了泡，这才到了广东惠阳，从这里坐柴油车到曲江。

　　尽一个演员的报国之力

　　在这里，胡蝶通过媒体向全世界特别是日本侵略者表明：“我虽然只是一个演员，但在这民族大难的时刻，我很清楚我应该选择的道路。”在曲江待到一九四四年三四月，他们取道贵州、桂林，转赴重庆。一路上，胡蝶看到老百姓颠沛流离，国家满目疮痍，亲眼目睹一位孕妇摔死在她身边。

　　这段经历对胡蝶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写道：“这一次遭遇，使我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我发觉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过是建筑在虚无里的一堵墙，一旦灾祸临头，一夜之间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因而我从此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应有节俭朴实的生活习惯，而且对名利也看得比以往淡泊。”她参加了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尽一个演员的报国之力。

　　胡蝶在抗战中增强的民族危机感一直伴随终生。后来，她看到日产音响、照相机充斥中国市场，就情不自禁地为国货的命运而忧心忡忡。可以说，抗战期间在香港的经历，构成了胡蝶人生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