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晓声最新现实主义长篇作品《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二○二二年）。

　　──读梁晓声新作《中文桃李》

　　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新书《中文桃李》是一部为“八零后”立传的书。小说以作者在大学执教过程中与学生接触的所见所闻为基础，讲述“八零后”的悲欢，表现出一位年逾七旬的作家对现实和未来的关切，以及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强烈文化责任感。

　　和爆款的《人世间》一样，《中文桃李》也是一部很好读的作品。我说它“好读”，不在于它有什么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也不是说文字多么华丽、结构有多么精巧。相反，这是一部文字质朴的小说，讲述了一段同样质朴的爱情故事。两位主人公李晓东和徐冉，是二○○○级大学生，“八零后”的普通人。李晓东来自小城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从小走着努力学、拚分数，“一考定终身”的路，上了本省的文理大学。在大学里，结识了城郊菜农的孩子徐冉。命运把两人安排为同班同学，两人“不打不相识”，从互为初恋到结为伉俪，从在省城、北京打拼，到回归家乡，“上岸”工作，过着平静的生活。

　　素颜生活 共情阅读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关掉美颜”“关闭滤镜”这些直播间的口号，一直在我脑中盘旋。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厚重之作，梁晓声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情怀，描摹“八零后”群体以及他们生活的本来面目。他们的大学生活、爱情经历，以及毕业、考研、就业、成家、侍老、育幼，一路走来，平平淡淡，素颜出镜。面对作家流畅的叙述，读者似临清泉、如仰碧空，获得一种源自内心的安详、畅快。

　　“八零后”是中国社会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落草时，“计划生育”国策全面推开，大多数为独生子女；读大学时赶上扩招，成为高等教育普及进程中的第一方阵；安家立业时，恰逢经济腾飞、房价高涨、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生活的机遇和压力都远超前人；人到中年，又迎来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调整，不少人踏上了“二胎”“三胎”的征程……《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称写就，给人强烈的代入感，作者以长辈人的智慧，对“八零后”生活的洞悉、谅解和规劝，使小说具有了“共情书”和“启示录”意味，调动了读者一气读完的强烈欲望。

　　小城中产 典型形象

　　作为现实主义作品，《中文桃李》在人物塑造上可圈可点。作者人物塑造的技巧娴熟而高超，勾勒出的李晓东和徐冉的形象，充满细节感、视觉感，让我们觉得亲切、自然。比如，写到李晓东和徐冉在省城租房的生活时。书中写到，对于租住的房子，李晓东一向只用“咱们住的地方”来说，而徐冉从一开始就用“咱家”。这个细微的语言差别，让两人性格以及生活观的差异跃然纸上。“她是那种只要所做之事与自己的人生方向一致，那么可以将任何居所视为家的人。这是我根本做不到的─我是那种天生为生活本身而活的人”。再如，写到两人“漂”在北京的日子时，将之比喻为“吊养”的吊兰、绿萝类的绿色植物，形象而生动。

　　应该说，李晓东和徐冉这两个人物值得细细品读。在我看来，他们既是“八零后”的典型，同时也是小城中产的典型。全书开篇于李、徐二人坐火车去省城读大学，结束于二人在老家灵泉小城的生活。可以说，正是一部小城中产的成长史。如果说，对“八零后”大学生表现了作者对当下社会中坚力量的关注，那么，对于小城中产的文学书写，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

　　李晓东和徐冉所代表的小城中产主流群体，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受过大学教育，即便不是在最顶尖的学府，也已获得现代文明的浸润；他们接受了人文精神的薰陶，纵然饱受社会磨砺、在阶层跃升上并没有很大跨度，却依然保持着生活的热心，从没有失去良善、自尊的坚守；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富有安全感的生活，虽然只是在二三线小城市，却承担着“现代乡绅”的角色。与生活在小城市或城郊的父辈相比，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们都有了新的提升；与老师汪尔淼教授，以及自嘲式出场的“作家梁晓声”等象牙塔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更务实于柴米油盐的小日子；与省城上流社会子弟王文琪、郝春风等同学相比，他们过着经济适用的生活；与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刘川、吕玉相比，他们又多了一份高等教育给予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的竞争优势。

　　我以为，正是在这个群体身上，体现着梁晓声的社会发展观，诉说着他对于在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社会流动和节奏变得更快、人生选择更加多样的背景下建设一种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或许我们无法简单地把《中文桃李》看作《人世间》的续篇，但李晓东和徐冉确实是周家第三代的同龄人。如果把两部作品接续起来读，我们更能体会作者为当代中国立传造影、书写人民史诗的雄心和成果。

　　通情达理 德性规劝

　　如前所述，这是一部讲述人生故事的书，同时也是一部阐发人生观的书。李晓东和徐冉夫妇的人生，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和内容。而作者在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时，又加入了大段大段的议论，借书中人物之口讲出了许多人生哲理。全书洋溢着一种德性规劝。可以说，作者虽未出场，但无处不在。客观地讲，这样的小说写法，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有些“落伍”甚至反感。不过，如果我们对生活具有一种以温情、和解为基础的热忱，那么，会从中获得感动和启示。

　　作者以通情达理的态度，看待生活。对于生活中的矛盾，比如，当过中学校长的李晓东母亲起初无法接纳菜农后代徐冉，母子之间产生了激烈矛盾；再如，徐冉在大学期间，由于自卑和自尊夹杂的心理，和同学常有龃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作者也从阶层区隔等角度作了分析，但更以中国式的情理法则进行处理，让人物和故事按照符合中国百姓审美趣味的轨道行进。

　　比如，在小说结尾，李晓东和徐冉的儿子问了他俩一个问题：“爸，妈，你们当初究竟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是被驱赶出北京，押送回灵泉的吗？”在两代人关于北京好还是灵泉好的讨论中，作者借李晓东之口发了一段关于何为幸福的议论：“幸福，若已摆脱了贫穷，远离病患之纠缠，没遭遇欺辱与不公─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发展诸方面逐渐向好的国度里，即使将目光望向民间，也会发现甚至更会发现，幸福的曦光总是存在，氤氲不散，给古时叫芸芸叫元元叫黎民叫众生叫百姓后来叫人民的庞大群体，带来将日子安稳地过下去的希望。并且正是在民间，幸福虽与富贵荣华并不搭界，却也是千般百种并不重样的”。由此，他提出，人应该“惜福”。显然，这是充满中国百姓智慧的人生观。

　　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必然包含理想主义情怀。没有理想之光照耀的“现实主义”很可能在一味谴责和歌颂破坏中走火入魔。《中文桃李》凭借务实的理想主义，把理想和现实、理解和规劝融为一体，引导人们坚信生活是属于自己的，其意义和走向应当由担当生活的人本身来决定。此心安处，即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