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戴头巾的叶夫根尼娅（娜塔莎的母亲），约1943至1944年。

　　当我第二遍读完《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时，手机新闻弹出一条简讯：“俄乌双方正向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集结部队，专家警告当地可能爆发本次冲突以来的最大规模战役。”点开新闻，看到一个数据：“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月24日至4月11日期间，近455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由于乌政府禁止18至60岁男子离境，约九成难民是妇孺。《纽约时报》披露，数以千计不愿参军的乌克兰男子通过非法途径逃到波兰、匈牙利、摩尔多瓦等国。”

　　自今年2月以来，每天接收俄乌冲突的新闻信息，与这本书形成了紧密的时空联系。战乱与苦难始终相连，也让我与作者、与编辑有了情感上的共通之处。\伊 果

　　每一次阅读都是偶然。我第一次打开这本书是在今年2月的一个深夜。作者试图用少得可怜的线索和单薄的回忆调查母亲及其家族的历史。随时要中断的线索，让人怀疑这本书的内容还能推进吗？第二天醒来，我看到了一条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乌克兰局势骤然紧张，战争阴云密布，似有一触即发之势。

　　接下来一个多月，全球各大通讯社、社交平台等眼花缭乱的信息“轰炸”着我们的神经，但都是即时的、片面的、充满预设立场的内容。很多人在死亡，很多人在妻离子散，自媒体的旁观者视角让战争好像变得近了，又好像变得遥远了。局势还在发展。

　　似乎是为弥补现实中战争的不可预测性，这本《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呈现了一个乌克兰家族所经历的战乱。已知的故事和未知的现实杂糅，好几个深夜让我夜不能寐：乌克兰这个长久以来为苦难和战火所浸泡、命运屡次掌握在别人手中的国家，又一次陷入炮火之中。很不幸，马里乌波尔恰好处在战争风暴的中心。

　　谜一般的家族史

　　作者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是一个“东方劳工”的女儿，1945年生于德国战后“流人营”。在娜塔莎．沃丁10岁时，她的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年仅36岁，留给娜塔莎唯一的信息是她来自马里乌波尔，1943年作为强制劳工被驱离乌克兰前往德国。

　　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50万乌克兰妇女到德国从事家政服务。随后从还有男性劳力的国家进口奴隶劳工，特别是苏联，其中乌克兰群体最为庞大。因苏联在德国以东，便称其为“东方劳工”。他们靠劳动躲过了灭绝和屠杀，却在奴役中被折磨致死，当年行动的规模如此之巨，然而他们的数量至今仍是谜团。

　　依靠互联网和关键人物的帮助，娜塔莎．沃丁花费好多年时间了解了母亲家族的故事。如迷宫中探险，但最后有如神助一般，将支离破碎的家庭树拼接起来。她发现，母亲并非籍籍无名之人，而是来自乌克兰有名望的希腊裔和意大利裔联姻而成的贵族。娜塔莎的哥哥是与当时乌克兰总统同进同出的当红歌唱家，父亲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姨母是乌克兰第一个创办女子中学的先驱，曾外祖父是第一个环游非洲的意大利人……

　　娜塔莎．沃丁犹如一位摄影师，常年在暗房中对胶片显影，终于使潜影─早已在她生命中消失的母亲的家族，转化为可见的牢固影像，母亲家族庞大交错的谱系图终于在她手中慢慢显露出全景。她的家族经历了俄国革命、内战、乌克兰大饑荒、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位家族成员只是澎湃时代大海里的一粒沙，被裹挟，被吞没，一个个暗淡离场。

　　娜塔莎．沃丁又像一名侦探，顾左右而言他，虚实难辨。诚如书中所言，20世纪的反复动荡使她还是小女孩时就习惯了语焉不详，半遮半掩，答非所问，以此来保护自己。姨母莉迪娅80岁写的回忆录几乎占据整版书的一半篇幅，记忆的准确性颇令人怀疑，作者是否进行了再次创作亦值得玩味和揣摩。如此具有戏剧性的非虚构写作，就像魔幻的、虚实难辨的文字迷宫。所以，莱比锡图书奖将此书列入小说类，而中文简体版则放在了非虚构分类。

　　身为作家的责任

　　所以，第一次读罢，我一度沉浸在虚实难辨的魔幻感之中。俄乌冲突还在继续，马里乌波尔就是激战区。经过一个多月拉锯，这座海滨城市已成废墟。作为世界上最浅的海─亚速海的沿岸港口城市，此时不会有细软的沙滩、种植葡萄的山丘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田地。俄乌冲突之后，数百万逃离家园的乌克兰妇人及他们的子女，家族记忆会不会从此支离破碎？我不知道。文化理论家苏珊．桑塔格说：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俄乌冲突仍未停歇，发生在基辅市郊的布查镇惨案引起国际社会谴责。战争中，平民的命运总是以死亡这样惨烈的方式才能被世界看见，却是面目模糊、疑云密布。重读本书时，我匆匆翻过这场世界级的战争灾难背景，着重重读两位女性故事：母亲和姨母。

　　作家对母亲感性地回忆集中在全书的最后。娜塔莎．沃丁出生于1945年，在与母亲相处的短短十年间，亲眼见证了战争给母亲、给家庭、给人类带来的绝望，母亲离开流亡营流离失所、担惊受怕的恐怖岁月，居无定所、艰难求生操持一家人的生活，越往下读、越接近“那一天”─投河的日子。这份绝望，几乎要冲破书纸，撞得人心碎了。

　　此时，才理解作者写的这句话：“母亲跟我一直以来认为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而我自己也不是我认为的那个自己。”通过这次寻找，母亲从曾经的陌生人成了一个新的陌生人─一位有情有爱、有过梦想和欢笑的女性。作为女儿，应该感到慰借吧─她的妈妈首先是叶夫根尼娅。

　　作者的姨母莉迪娅是一个与母亲的性格及命运完全相反的女性，也是家族成员中最吸引我的人。她在80岁高龄写下的一本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她的一生：

　　她性格倔强，坚韧果敢，是书中最富有抗争精神的人。不仅用小聪明通过了大学的面试─假装不会俄语，逼着教授用乌克兰语提问，带着黑色幽默的灵光闪现，而且一辈子都在拚尽全力让自己的人生走向光明。她是乌克兰第一个创办女子中学的先驱，生命力强大到能够挨过西伯利亚流放。在这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莉迪娅结婚，怀孕，做老师。她面对的学生都是没有自己真正姓名的流放少年，叫“伊万诺夫1号”“伊万诺夫2号”……小小年纪已经是罪犯，甚至是杀人犯。凭着倔强和机智，她以攻为守，最终被这群坏学生“温柔地对待”，既是她个人人性光芒的闪耀，又是教育的力量在极寒之地的绽放。

　　但莉迪娅所在的时代，“是一个被极度束缚的世界，是所谓‘压缩的’时代。她原本认为，只有空气和干草才能被压缩，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人也能被压缩。”长期的磨难，使她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身上刻满了时代的烙印。

　　重读让我更加认定，娜塔莎．沃丁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作家的身份让她更为敏感地追寻历史的真相。有太多书写犹太人在“二战”遭到屠杀，但没有书写“东方劳工”的遭遇。强制劳工营有20万甚至更多婴儿刚出生后就被送进了死亡室，恐怕没有几个孩子能够最终成长为作家。作家的责任感，也是她揭开这段历史的动力吧。

　　重读著作的意义

　　有些书是必要的，当你读它们的时候，你知道你还会重读；有些书激发的不只是重读，还有更广泛的阅读。我迅速找来了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几本纪实文学：《二手时间》、《锌皮娃娃兵》、《战争中没有女性》─她的书里有苏联的历史，普通人的记忆、家族的真相；我还找到奥地利作家维克多．弗兰克的《活出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不但超越了这炼狱般的痛苦，更将自己的经验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他一生对生命充满了极大的热情，67岁仍开始学习驾驶飞机，并在几个月后领到驾照。一直到80岁还登上了阿尔卑斯山。

　　虽然阅读让我们明白，人类似乎从来就不会长记性，悲剧从来都会重演，但阅读亦是一种训练，让我们在阅读中拒绝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