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舫著《大春秋》，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一年。

　　──读历史文化散文集《大春秋》

　　春、秋，本是时间概念、自然概念，但在中国的语境里，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就产生新的内涵，让人想起一段激荡的历史、一个不朽的时代、一种璀璨的文化精神。作家李舫在她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大春秋》中说，“春秋者，时也，史也”，并把春秋称为“中国历史的大时代”。这部以“大春秋”为名的书，分为“士”“脉”“道”三辑，以文学的名义，穿透历史的深邃，打捞记忆的碎片，书写岁月的留白，探寻文明的密码。

　　传统的士人，大体相当于今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创造、精神追求和气质面貌，构成了中国文化史的骨架。在这部散文集里，作者李舫采取心灵对话的方式，描摹了扬雄、嵇康、陈子昂、韩愈、苏轼、李贽、王夫之等士人的精神画像，以及因他们的志业而得以薪传和丰厚的人格气节和文化精神。

　　勾勒中国士人精神史

　　作者如高明的画师，信笔涂抹，便抓住了被画者的神采。她笔下汉代的扬雄：“手握一捆又一捆细细瘦瘦的简牍，焦灼地走在长长的甬道上”，寥寥数笔，“知我者谓我心忧”的中国士人经典形象，跃然眼前。她写魏晋的嵇康：“像一只孑然独立的大鸟，与乌云一道在电闪雷鸣中穿梭。他龙章凤姿，不自藻饰；他悲愤幽咽，慨然不屈；他昂首嘶鸣，浩气当空；他弹琴吟诗，自足于怀──雷电为他的翅膀镶嵌了一道璀璨的金边，他踏着阵阵松涛，宛若深山中狂飙的雄鹰”，这正是一幅魏晋士人桀骜不驯，搏击乱世，张扬个性的图景。她写初唐的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极目远眺，“历史和现实渐渐在他眼前和心里纵横交错，对历史、对人生、对世界的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渐渐弥漫在胸中”，酝酿成了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她写李贽：“想要用自己枯瘦的双肩托住黑暗的闸门，放久被压抑的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是，过于沉重的闸门却非李贽的双肩所能承受。这一刻，这黑暗的闸门终于重重地落了下来”，先觉者的悲壮，令人眼热心动。

　　我以为，这一束文章犹如别具特色的传记，作者始终紧扣传主的生命历程和文化成就展开，并给予了精到的点评。比如，她写苏东坡，论其“豪放”，是“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动，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同时又很严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论其诗文，诗词以博喻为特色，散文“特别善于把握生活、生命中一个瞬间的感受、领悟，用极轻快的笔调写出，为人世间留下种种欣悦的飘忽一瞬”；论其书画，书法“字字丰润”，看似随意柔和，实则刚硬其内，绘画则强调精神的表达，提醒后世的画家不断追问艺术的本质。同时，这些文章又不囿于一人之际遇、一文之得失，而是力图勾勒岁月流逝中中国士人精神的延续。因此，作者写到陈子昂的《登泽州城北楼宴》时，将其与李贺的《长平箭头歌》相比较，写到陈子昂的诗文特色时，又特意点明其对王维、孟浩然、杜甫等的深远影响，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振凋扶敝、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写到韩愈的潮州岁月时，又借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之感慨，道出了韩愈对于中华历史文脉的塑造。这样的写法，以个体透视群体，以诗文呈现精神，把几个片段故事连缀成了一部中国士人的精神史。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最基本两大元素。时间是民族的年轮，山川是文明的地标。《大春秋》里的中华文明是流动的，也是立体的，既逝者如斯地奔湧不息，又巍然如碑般卓然矗立。

　　地理人文交织的图景

　　作者以纵横捭阖的雄健的笔力，引导着我们穿越岁月走廊，游走中华大地，在中华文明的沃土打下数眼深井，汲出汩汩甘泉。且看，孕育了远古文明的仰韶，治癒心灵的呼伦贝尔，凝重而空灵的巫峡，繁华如梦的长安，顾盼生辉的杭州……古老地理空间里鲜活的人文气息，叫人思接千载，神往不已。再看，百家争鸣的稷下，宋辽会盟的澶州，觉醒年代的北大，抗击外侮的腾冲……一个个地点，或已远去，却永驻史册，如中华民族国运跌宕的枢纽，给后世子孙提供了智慧和力量的渊薮。

　　中华文化博大包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大地物华天宝，这是早已载诸史籍、为世人所公认的。但是，历史的魅力、文明的神采，值得也需要反复书写和品读。写作者的立意、境界，足以激活史事史魂，赋予其新的意义。在《大春秋》中，作者自问：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何以不同？答案是：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说到底，就是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换言之，即从求真的历史启航，抵达求善的信念彼岸。在这本书中，作者正是从个体文化感悟出发，融诗、史为一体，生发出许多新的感受。比如，《大道兮低回》一文，截取了北宋景德元年这一历史片段，深描“澶渊之盟”来龙去脉，解析宋真宗的治国方略，总结出：“中华民族将一切可能纳为己有，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和而不同，沉淀于心，又外化于行，成为具有强大稳定性、延续性、发展性的中华文明，并造就了中华文化博观约取、海纳百川的精神格局和精神气度”，“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古老东方的文明精髓”。

　　文风与题材的相互成就

　　文字是思想的容器，也是情感的外衣。读散文，既是读内容，也是读文风。事实上，散文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风。在我看来，《大春秋》的文风与题材具有某种特殊的同一性，成为这部散文集的一大特色。《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中有这么一段：“很多时候，我等待着，等待着两千两百年前的那场大雪将我尽情覆盖，等待着我的扎赉诺尔人来找到我，抚摸着我的胎记，对我说：看！这就是我走失的亲人。我是一个流落人世间的孩子，不知冷暖，不知困乏，不知家在哪里，我迷失在这个世界上，如同困兽在丛林般的世界里徘徊。我就这样，等待着那个人裹挟着雪花找到我。他没来的时候，我的一部分还没有复活；有一天他走了，我的另一部分也开始死去。”这是诗的语言，写出了呼伦贝尔诗一般壮丽的景象，更写出了呼伦贝尔在作者心中诗一般圣洁的存在。我想，作者对文字必是有高超的驾驭能力，这才为几乎每篇文章都找到了属于题材的文风。因此，写呼伦贝尔、藏地高原的圣地秘境时，文风开阔、浑厚、超拔、空灵；写到成都、杭州的人间繁华时，文风又变得细腻、婉转，充满烟火气，有效地调动了阅读的积极性。

　　此外，不少文章的结构也别出心裁。《成都的七张面孔》和《霓虹》写的分别是成都和吉林，二者分别是西南和东北重镇，可写的实在太多，以数千字的篇幅，收纳古今，叙事抒情，端非易事。作者构思精巧，用七张面孔描绘成都风情：诗歌成都、神秘成都、生态成都、美食成都、安逸成都、财富成都、创新成都。又以七种颜色统摄吉林时代风貌：“绛紫”喻示着通榆县脱贫后欣欣向荣的气象，“蔚蓝”描绘了查干湖冰雪渔猎的盛况，“雪白”是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舞莺飞的吉祥景象，“桃红”象征着松嫩平原生态链的复建，“碧绿”告诉人神奇长白山的繁华，“金黄”折射出舒兰大米丰收的喜悦，“油黑”升起了肥沃黑土地发展的风帆。

　　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编排考究，每篇文章之前，均附了一首和文章内容相关的诗文。读其文，颂其诗，我们愈发沉潜于大历史大文化的景观之中，目不暇接，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