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葛亮最新长篇小说《燕食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文学作品中的饮食书写常常被视作打开社会世态人情的一把钥匙。作为擅长为时代造像的作家，葛亮继《朱雀》《北鸢》之后，历时五年完成最新长篇小说《燕食记》。这次，他选择以“吃”为切口，笔触深入二十世纪岭南地区的聚散流徙，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为读者描摹一幅百年世景人文画卷。在他看来，“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饮食，就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而身为小说家，就是要“陪伴读者，以当代人的视角审视历史，与读者一同感受历史的多样性。”\大公报记者 管 乐、刘 毅

　　“‘饮茶’和‘点心’，可谓是岭南饮食文化最为接近民生的部分。前者是表，关乎情感与日常的仪式；后者是里，确实是纷呈的‘好吃’所在。”葛亮在小说自序〈食啲乜〉篇首便提及岭南饮食文化的精粹所在。于是，开篇从“我”准备做一个茶楼文化的研究项目讲起，不料听闻香港百年老字号同钦楼即将结业，又得知一班老伙计打算盘下店面，寻访过程中，同钦楼已退休的主厨荣贻生师傅道出茶楼的兴衰往事。

　　以饮食为主线串连

　　《燕食记》全书分为上下阙。上阙起笔于广州得月阁，沿广东饮食文化的发展线索，揭开荣贻生的传奇身世，以其个人成长与锻造，见证辛亥革命以来，粤港先后经历的诸如抗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时代风云变幻。下阙流转到香港，以陈五举为讲述核心，他曾是荣师傅最为得意的弟子，一度被视为传承莲蓉点心绝技的传人。然而，因与上海本帮菜馆的女少东相恋，毅然选择离开师傅，在以后的数十年内协助岳父撑起一爿家业。整部小说通过师徒二人大半个世纪的跌宕，以饮食为主线，勾连起粤港两地的历史脉络。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认为《燕食记》“从岭南饮食风物着眼，写出大湾区世纪沧桑”。对此，葛亮说道：“荣师傅和五举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前者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初的广东，这在当时是一个时代的开启，他的人生必然就伴随着之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五举身在香港，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一系列大事件。这些时代因子，对于个人命运都起到了微妙的辐射。”于葛亮而言，个体与时代是互为折射、互相成全的关系，无论英雄，抑或平凡人物，最终都归于人之常情，回到温暖与烟火气中。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透过不同的切口，带读者进入到历史本身。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让那些活在历史纪录中的传奇人物，更多地拥有‘人’的温暖。”葛亮认为，“小说家不是教育家，不应剥夺读者对历史做结论的空间。他应该要陪伴读者，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历史，与读者共同感受历史的多样性。”

　　“常与变”的辩证关系

　　“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是《北鸢》中主人公文笙的母亲孟昭如说的话。小说里，这话说的是中国人在饮食上善待“意外”的态度，即重视传统也不能慢待改革，探讨的是“常与变”的辩证关系。而“常与变”正是葛亮在小说中一直致力表达的一个主题。

　　“《北鸢》讲的是民国知识分子在经历辛亥革命、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必然要做出的一种个人选择，这种选择既是自己的，也是因应时代变化的，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人转型为公共知识分子，有的弃仕从商，有的从事教育教学。到了《燕食记》，这种‘常与变’就表现得更为直观。”葛亮解释道。

　　首先，“常与变”体现在中国的食物之中，“中国有很多食物，除了维持‘常’的特质外，更有很多出其不意的‘变’。比如安徽毛豆腐、益阳松花蛋，再到镇江肴肉，‘变’的部分增加了食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这点也十分应和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就香港来说，在饮食上，世界各地的美食汇聚在此，落地生根，这背后其实是文化的汇聚、价值观的融合和碰撞。”

　　“常与变”还体现在荣师傅与五举师徒二人身上。所谓“常”，是守得住手艺，荣师傅的百年茶楼得以薪火相传，但要脱颖而出，就得求“变”，“徒弟充满‘变’的意气，他不想再走师傅的老路，后来成了上海本帮菜传人。”不光饮食、技艺如此，时代的发展亦然。在葛亮的笔下，这对师徒的人生经历，他们和时代间的交融，乃至在各自领域对饮食的贡献，都映射出粤港两地的文化共识：共同的语言，历史的融合，求同存异的进程中，派生出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食啲乜〉中写道：“只看粤广的脉脉时光，自辛亥始，便有一派苍茫气象。其后东征、南征、北伐，烽火辗转、变局纷至沓来，历史亦随之且行且进。”再流转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巨变如浪，“提供了很多机遇，顺应时势，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的，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这些都对应着香港社会的发展。回到饮食本身，南来北往的食客在这里大快朵颐。这也是葛亮想借小说要表达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背景、立场，但坐到一桌，品尝同一种食物，味蕾荡漾起一模一样的气息，大家不禁心下释然。这就是食物促成的共识。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以食物为切口，因为它是一张文化名片，代表着粤食的包容性。南来北往的人能吃到一块儿。”

　　《燕食记》有多种解读

　　专访时，记者问及《燕食记》是否是与《朱雀》《北鸢》并称为“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葛亮回应道，正如自己写这本小说的心态是开放包容的，《燕食记》可以有多种解读，“写作时，我并不拘泥于《朱雀》《北鸢》的轮廓，而是全面深入展示岭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在地理侧重上，《朱雀》描写的是江南，《北鸢》主要写中原，而到了《燕食记》，反映的是我对香港这座我生活了二十多年城市的一种书写。”

　　事实上，这并非葛亮第一次书写香港。二○一七年他在短篇小说集《浣熊》中就写道：“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着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暗淡。当然也有许多的和暖，隐约其词，等待你去触摸。”如今，在创作这部五百多页、四十多万字的大体量小说时，他告诉大公报记者：“无论是情感积澱，还是对这方水土的了解、文化脉络的挖掘，我都做了充分准备后才开始动笔。这是我用文学的形式回馈这方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