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老照片背后的清华故事》，金富军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与清华大学校史馆合作，在香港孙中山纪念馆举行“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清华大学的人和事”专题展览，共展出60余组／件清华校史的珍贵资料。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清华的朋友来说，阅读校史图书是最方便有效的方法。事实上，清华校史如今已成专门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对于大众阅读而言，史料扎实、行文流畅、图文并茂的书籍无疑是上上之选。在这方面，我以为，近年来的新作首推《老照片背后的清华故事》（金富军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以下简称《老照片》）。本书融清华精神和清华历史于一炉，以图说史，娓娓道来，读来大有收获。\谷中风

　　本书分为“学校发展”“人才培养”“科研与服务”“校园文化”和“人物”等几个板块。全书从小处着眼，以一张张历史图片引出一个个故事，但作者心中存有清华发展大脉络，故选题取材均扣在校史的关节点上。

　　刻画清华精神的图谱

　　开篇之作《筚路蓝缕创校元勳》引用了“1909年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合影”，前排居中坐着的周自齐、范源濂和唐国安，便是创校的三位领导。《曹云祥校长奠定民主管理基础》一文，介绍了曹校长推动教授治校在清华确立的过程。1928年出任校长的罗家伦，则提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正是这样的办学体制和人才力量，为清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清华的“校长谱”上，梅贻琦无疑是最闪耀的一颗星。关于梅校长可说的实在太多了，本书中的《大师与大楼》一篇聚焦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结合语境，深思细研，作出了周密而有新颖的解读。书中指出，在梅贻琦看来，设备和教授是进行高深研究必备的两个条件。但是，他在高看“大师”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大楼”的价值。而他所谓的“大楼”也只是形象的说法，其内涵包括“建筑及设备方面”。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指出，罗家伦、竺可桢等著名的大学校长其实都有类似的思想和言论，梅贻琦只是说出了卓越教育家群体的共识。当代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亟需科教兴国战略的支撑。在此背景下，阅读书中篇什，更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通读《老照片》的读者，定会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寓清华校史于中华民族复兴史的学术襟怀。作为在清华求学治学二十馀载又以清华校史研究为专业的学者，本书作者深刻洞悉清华与国运的密切关系，故而从浩如烟海的校史资料中撷取体现清华精神的珍贵部分，以流畅的文字加以呈现。书中对清华的航空风洞、滑翔机、防毒面具等研究项目以及边疆研究会、航空研究所等学术组织作了专门介绍，其立意非仅挖掘一人一事，而在阐明清华人以国是为念，学术科研服务国家民众的办学宗旨。

　　拨开“传说”的迷雾

　　清华往事在国人口中有时像个“传奇”。尤其在近年来“民国热”“名人热”的影响下，校史上的人物、故事真真假假，在坊间辗转流传。《老照片》一书以扎实的史料和细密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误传。比如，清华100多年发展史上，1911-1928年为“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时期”，这个阶段有时被误认为是“中学”，实际上并非如此。清华开办初衷为“留美预备”，进行的是完整的中学教育加大学一二年级，正如吴景超指出的，当时从清华毕业赴美的学生，文科可插班大三或大四，实科则插大二或大一。

　　书中《关于“破格”》一篇尤值得称道。作者先举出徐士瑚、张民觉、钱锺书、吴晗被“破格”录取的例子，这些“美谈佳话”有的源自个人回忆，有的来自新闻报道，继而以1925-1933年清华录取标准为依据，指出这几个人进入清华其实都符合当年招生要求，均为正常录取，谈不上“破格”。比如，1925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录取分数线是各科总平均47分，且不考虑单科成绩，而徐士瑚平均成绩68分，符合标准。钱锺书考入清华的1929年，录取要求是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平均不低于40分，且国文和英文不低于45分、数学不低于5分，按照坊间流传的说法，钱锺书数学是15分，自然也已达线。至于吴晗，是以插班生身份入学的，而插班考试不考数学，因此也属于正常录取。作者由此发出感慨“清华历史上人才辈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坚持‘守格’的结果”。诚哉斯言。

　　打捞飘散的记忆

　　历史与记忆纠缠不清，而史学的根本任务是求真，这意味着写史者必须对记忆进行确认或修订。《老照片》中对清华校史上不为人熟悉的内容的展现，构成了一大看点。比如，作者以《历史上的农业学系》《农事讲习所》和《1934-1937年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三篇文章，对清华大学的农学研究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1926年4月下旬，清华决议成立农业学系，“专门造就开垦人才”，主持者为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畜牧兽医学家虞振镛。清华的农学研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办了北京模范奶牛场、试验农场等。1928年，农业学系还和燕京大学、香山慈幼院、华洋义赈会合作，组建了北京农事讲习所。讲习所设在北京西郊，接近燕京大学东侧，直接吸收农村子弟入学，帮助他们用较短时间学会农业实用知识，再回农村推动振兴农业。在开学典礼上，冯友兰代表清华大学讲话，勉励同学们打破旧的观念，将来回到乡间去，做一个有知识的农民。1930年3月12日，讲习所改名为新农农业学校，取义革新农业、造就新农民。后来，农业学系和农事讲习所虽然结束了，但清华的农业研究和教育仍在继续，1934年8月，成立了农业研究所，下设虫害、病害两个组。抗战期间，清华与北大、南开组建西南联大，农业研究所也随之南迁。抗战胜利后，又发展为清华大学农学院，为我国农业研究与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清华师生的事迹考证，是本书的又一看点。作者爬梳校史资料，打捞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往事，专门挖掘了李大钊、陈毅、聂耳等人与清华的关系，还以专文介绍了多名为国捐躯的清华人。比如，1920级校友杨光泩，曾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在菲律宾广为宣传中国抗日事迹，积极为广大华侨争取利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驻菲美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撤退时，在自己专机上给杨光泩预留了座位，但他表示：身为外交官，未奉命令，绝不擅离职守。1942年4月1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不幸被日寇杀害。1923级校友齐学启，抗战期间随缅甸远征军作战，中弹被俘后，坚贞不屈，痛斥汉奸，弥留之际，300多名盟军战俘为他祈祷，被誉为“现代文天祥”。

　　再如，曾任桂林、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新闻人徐铸成，一般都知道他曾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其实，他和清华也有一段学缘。1926年，他以徐锡华之名考入清华大学大学部政治学系，顿时被清华的环境所吸引，“仿佛刘阮上天台”。他抓紧这一学习机会，对杨树达、温德、马约翰等清华名师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每晚常喜钻入书库，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及自创刊号起之《东方杂志》等，必至闭馆铃响，始猛然惊觉，匆匆离馆”。虽然徐铸成在清华读书不到一年就离开了，但“以后对她还很眷恋，关心她的一动一静”。我想，徐铸成的话代表了广大清华人的心声，而他们对母校的关注，又寄托着深沉的民族和文化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