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知名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右上图：第一批南迁文物箱在太和门前广场集中。右下图：文物在川陕公路艰难行进。

　　1933年，为躲避战乱，保护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珍品免于损毁劫掠，一批老故宫人带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紫禁城，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之旅。今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由知名作家、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所著的新书《故宫文物南迁》近日出版，再现九十年前守护国宝南迁的壮举。\大公报记者 张 帅

　　“相比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南迁的历史，故宫文物南迁的研究要少很多。”祝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故宫文物南迁时延二十五年，地迤万馀里，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保护文物的一个奇迹，希望通过书写抵抗遗忘，记录下这段延续中华文脉的岁月。

　　南迁文物件件珍贵

　　日军进犯热河后，山海关告急，平津形势日益危险。祝勇介绍，局势危急，踏上南迁之路的故宫文物件件珍贵，其中有总计79338卷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佛学大百科全书《龙藏经》，还有每只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神秘文字的先秦石鼓等等。其中任意一件，都有无可取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长途运输转移，古物难免途中不生损失。像陈仓先秦石鼓在地下埋藏了千馀年，在唐代出土时已无人能识，上面镌刻的文字“一字可抵万金”，因此对打包过程要求极苛刻，要先用极薄极软的高丽纸蘸水浸湿，用镊子把湿软的高丽纸塞进石鼓裂缝里，而仅此一步骤就要花近一个月时间，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用糨糊黏好，细麻绳捆扎。

　　笨重如石鼓者难装，轻薄如瓷器者亦难装。填白脱胎瓷器薄如蛋壳，为了不在颠簸中产生破伤，装箱时需先把一块厚棉垫在下面，瓷器里铺一层薄棉，用纸包好系上绳子，然后把包与包间以及四围用棉花塞紧，上面再盖一层棉花一层稻草，最后把箱子钉好加封。

　　而为了避免受到日军袭击，运送文物的火车没有从平津线转津浦线直达南京浦口，而是舍近求远，先走平汉线，由北平开到郑州，再转陇海线，由郑州开至徐州，最后绕回津浦线，由徐州开往南京。火车车顶四周都架有机关枪，行驶路线与到达各站时间是最高机密，所经地方均派军警护送，除了添煤、添水外沿途不停车。

　　躲避战火南迁复西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迁至南京朝天宫库房的文物又要悉数转移，分北、中、南三路运往西部大后方。其中，西迁北路由南京出发，经铁路运至西安、宝鸡，后由汽车运输，在大雪中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于峨眉山脚下落户；西迁南路经过桂林运至贵阳，后转至安顺；西迁中路则从重庆出发，在宜宾中转，运至乐山安谷乡存储。

　　祝勇指出，在日军炮火的追击下，老故宫人从没有丢下责任，而是一日复一日、一站接一站地转运文物，每到一地，都以极大的耐心与小心，进行防虫、防潮、防火和防盗处理。

　　当年在运送首批故宫文物走出紫禁城时，故宫曾要求每位司机和木板车工人在胸前都贴一枚带“吉”字的徽章，既作为工作标识，亦企盼吉祥。祝勇提到，或是天佑国宝，此后迁移途中故宫文物几次逢凶化吉。一次在由宜宾到乐山的水路上，纤绳中断，满载文物与人员的木船成为“不系之舟”，被水流裹挟向下游冲去。但谁也没有想到，船在河水里漂流了一段后竟自己向岸边冲去，在河滩上搁浅。在它的前方，正是著名的乐山大佛。

　　另一次，汽车过绵阳一座简易小桥时翻车，不过翻车的地方刚好没有水。负责押运的那志良先生（在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七十馀年）说：“有人说，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每次都在文物运走之后，那个地方被炸；现在翻了车，也毁不到它。”

　　文人报国艰苦卓绝

　　即便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老故宫人亦仍漫无止境地整理索引和编目，按照文物所在的箱、行、列、库一一编入目录。这些目录的水准很高，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视察时，他们说出箱号，工作人员不出五分锺便都找到了箱件。

　　“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忍受着时世艰困、岁月清寒，却没有一天放弃过学术事业。”祝勇对大公报记者称，让他尤其感动的是，在峨眉武庙，那志良先生与先秦石鼓为邻，每天办完一天公事，晚间回到武庙，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石鼓通考》。庄尚严先生一家，尽管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仍每天看书、做功课，全家人的心与桌上那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一直亮着。

　　“那先生还曾回忆，某天的行程，‘因为是个阴天，遍山皆云，汽车出入云海，风景格外好看。’沿途那么艰辛，而且那么危险，他们还能欣赏沿途的风景。”祝勇认为，负责文物迁徙的故宫前辈在途中都保持着乐观的情绪，“虽仓皇疲惫衣履简陋，但内心笃实坚定，这是文化人身上特有的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气质”。

　　文物受损不及万分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存文物集中运至重庆，并历时两年分批东归至南京。再到1958年，除部分故宫文物分三批随国民党“迁台”，以及部分留在南京等地外，当年南迁文物安全回到“出发地”北京。

　　祝勇称，经过无数轰炸，走过千山万水，面对“潮、火、晒、虫、摔”，说文物没有损坏是不符合事实的。不过，在当时众多博物馆文物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故宫文物损失甚微。有学者指出，在战争环境中，故宫文物受损不及万分之一，“半壁河山，完璧国宝”，就算是在和平时期，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文物万里迁存与保护，也是极为不易的，这在世界文物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保护奇迹。

　　“国宝在，国就在。可以说，故宫文物南迁延续了中华千年的文脉！”祝勇还对大公报记者指出，更重要的是，故宫文物在迁存保护中还在国内外进行了多次展览，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这在当时极大激发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与抗战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