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吴瀛于1950年6月13日在《大公报》刊登文章《谈文物处理工作》，陈述故宫“盗宝案”原委。\资料图片；右图：陶孟和于1949年3月6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搬回古物图书》，表达当时文物专家反对将文物运到台湾的立场。\资料图片

　　文物是从哪个码头出发，当时天气如何，遭遇了几级风浪……对每一个细节，祝勇都力求详实准确。他介绍，自己创作《故宫文物南迁》有三个信息来源，一个是故宫博物院、重庆档案馆等地方收藏的文献档案，一个是当事人的口述、传记、回忆录，还有就是报纸上的报道，“新闻是对当下最快的同步记录，但是经过多年之后，它反而成为历史的文献。”

　　“在报纸当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公报》。在新冠疫情的间隙，我戴着口罩去上海图书馆查《大公报》《申报》，发现上面任何一条关于故宫的报道，都会特别地兴奋。”祝勇说。

　　在《故宫文物南迁》中，祝勇引用社会学家陶孟和于1949年3月6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文章《搬回古物图书》，表达当时文物专家反对将文物运到台湾的立场。此外，对于南迁初期发生的有名的故宫“盗宝案”，按照毛泽东、董必武的安排，吴瀛写了一篇陈述案情原委的文章，简明扼要地说明“易培基盗宝案”是有人“凭空捏造”“里应外合”制造，这篇文章于1950年6月13日在《大公报》刊出，为所谓“盗宝案”最终定了性，文章也被祝勇在写作中引用。

　　祝勇指出，故宫文物南迁过程中的很多相关内容，如抗战的形势，《大公报》都有非常具体的报道，给研究提供了特别宝贵的资料，成为今天重要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