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会以为，我现在是空了，不卷了，所以开始画画。殊不知，所有的画，都不是在空闲时，而是更加忙碌并极度疲倦挣扎时，才动笔画的。
与大多数美好的事情一样，画画发生在夜晚。那种“举世皆睡我独醒”的感觉，让画布和颜料变得不安分了起来，叙事也由此开始。
我曾经带着完成了一段时间的余华肖像，去找我心目中现象级的肖像画大师崔小冬老师指点，说指点，说白了是想去蹭他几笔，只要想着他修改过的痕迹留在画布上，那种与国美新“哲匠”一起作画的感觉，是可以让云朵飞起来的。我知道余华是他喜爱的作家，他可以拒绝我，但他不能拒绝让如此伟大的作家被没有技巧的画笔瞎折腾。如果他忍不住要干预，那正是我想要的。
作家余华肖像
“这没法改。”他说。
我并不奇怪，因为大部分老师都会这么说。他们天赋异禀，他们训练有素，他们炉火纯青，他们德艺双馨。面对完全不同的话语表述，“没法改”是真实的直觉，就好像天要把自己降到地上时，天找不到可以送他下来的云梯。
“乍整啊？”他看着画，一筹莫展的样子。
每当这时，我就会置换角色，变身为老师。我的标准很简单，女人漂亮，男人帅气，通吃一个“神似”。我非常清楚自己意识抵达而画笔不听使唤的那些地方，所以我可以知道老师应该“如何改”。
通常崔老师会按我的想法改几笔，但确实就只是几笔。在他这个年纪，他当然知道我的虚荣心甚至小伎俩，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要让那张画依然是“我的”。所以他容忍所有的“笨”与“拙”，就只在我实在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方，加一两根线条。
我自然是不满足的，因为余华还是那个余华，但细细看来，余华又已不再是那个余华。
作为对我勤勉与进步的鼓励，崔老师还教了我一招，那就是，当我想要呈现比较立体的效果时，让我不是顺着线条的整体趋势，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走笔。我似信非信，但我把这个奥秘，如果它果真是奥秘的话，深深地记在心里了。
这几乎是我所有的求师之路上必然会重复遇到的场景。我认识江南一众著名的画家，机缘巧合我还写过不少老师的艺术评论，但是每当我说我想拜师学艺时，似乎并没有人相信我真的能坚持。
“你可以去请教常青老师，我觉得你的画与常老师在感觉上有某种共通的东西。”版画系的孔国桥老师说。
“你画的女性肖像都很美很纯真，有点像崔小冬老师画的气息。”常青老师说。
“如果想接受一些基本功的训练，你可以到小冬美术馆边上的东昱画室练练手。”何红舟老师给出的建议，与他任何一次给出的建议一样真诚。
“就林徽因的肖像，以我有限的视觉经验，水墨画印象最深的出自吴山明老师之手，油画则是何老师您这张《太太客厅》了。”
当我跟何老师这么说时，我并不是在套近乎，我倒也没有想过，在经历了那么多迂回而温婉的“过场”后，我可以有勇气向眼前高山仰止般的形象提出求学申请，那可是画《红船》的红舟老师啊。而且我即使学，也不可能是高度写实的那个路向，而应该是有点现代主义，有点当代的那种感觉。
这时情不自禁想起了吴山明老先生。“你可以到我的高研班，但高研班学费比较贵。你也可以来做访问学者，有时间就带些你画的作品来，我告诉你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要怎么提高。”
感谢有心人，我最终得以圆了做国美第一代“哲匠”、凭借宿墨画永久载入美术史册老师访问学者的梦，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给吴老看几次我的画，他就云游天堂去了。当我用疼痛之手尝试画与吴老一起看手机的场景时，还是邬大勇老师助我留下吴老真实完美的亲和形象。邬老师说“还是要有线”，并送了我一本巴黎画派德朗的画册。我知道“线”这个概念，在国美以及他尊敬的导师那里，是被反复强调的。有时候，这个“线”被延伸为“东方的线性文化”。我接过德朗的画册，心想我何时能画出他所说的流畅之线啊！
我又想起潘鸿海老先生，曾经，他那在老下城（现拱墅区）新华印刷厂的画室随时向我敞开，但那时去先生那里，多是听他讲人生，讲如何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如何画自己熟悉的东西永远不会错，讲小孩子不要想着画画就只要把清华北大给考上。只有一次，我与女儿在画室画了他的一张脸。他看了看提笔把眉毛夸张加粗，配了自己斜靠在沙发上抽烟的放松身形，还顺手加了一段文字，大意是我与女儿到他画室戏笔，合作完成了他的肖像速写，颇有趣。
风云际会，而我一直在虚度。这等大师，一一相逢，一一错过。没想着学点本事，只想着单是相逢与对话，便已是奇迹。
如今他们已远去。而我除了记忆，以及肉眼可见的变老，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
时间弃我。
我弃时间。
在如此孽债般的双向轮回中，我重新想起了——画画。
如果一切都太晚了，还有什么是来得及的，答案依然是——画画。
“从来没听说画不好的人去干别的。”常青老师说，“倒是很多本该干别的事的人，也来画画了，而且还画得不错。”
常老师就是这样，有口无心，有意无意，便一语双关意味深长了。
但常老师从来不打击想画画的心的，不管这颗心安在谁的身上，这也许是他之所以成为之江大地油画院院长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画，他怎么说好。说画得有点像崔小冬，那是最基本的了。他能在最笨的画里看到马蒂斯，看到索罗亚，看到尤恩，看到许许多多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可能性。即使你以他为原型进行创作，即使你临摹他青年时的代表作，即使他本人的形象还有他被临摹的作品都出了差错，他都毫不犹豫地给你点赞，还会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或学生看。
我发给他新画的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肖像，在那以前，我对萨特的认识远远超过波伏娃，就像我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认识远超过《第二性》。然而在绘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她的独立、精致与气场。我清晰地感知经过周末之夜的奋战，终于画到眼睛和鼻子是美并好看的，然而嘴巴、鼻子与下巴的衔接却存在问题。上半部分看起来像雕塑，下半部分却是漂浮着的。我想常老师告诉我怎么办。
哲学家、作家波伏娃肖像
他说他觉得挺好，笨笨的，拙拙的，有点毕加索的意味了。于是，我的身体，与画中那个漂浮的部分纠缠在一起，飞向更高的天空了。
但是即使在空中，我依然知道那些漂浮物，以及被兴奋激荡的精神的漂浮。这时，油画系主任来源老师回应我：别管这些，你管不好的，那太复杂了，涉及素描与油画的衔接，那真的太复杂了。绘画是一个整体，大感觉是对与好的，那就可以了。
然而我不甘心，因为我，到底是读过美术史的。美术史告诉我们，那些始于造型又抛弃了造型的人，才是某个新的流派的创始人，或者代表人物。这些人跟根本不会造型的人，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哲学上管那叫“扬弃”。
“你不要画高度写实的，你要像莫迪里阿尼那样去画画。这样你一画出来，就跟艺术直接接轨了。”单凭画桃子就远近闻名、丰衣足食的王羽天老师给出这样的建议。
老师们的潜台词，我都懂，但我不能敏感，敏感自伤，今后就没人敢跟你讲真话了。
于是我尝试用莫迪里阿尼的风格，去表现《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但在画了林黛玉与王熙凤以后，因故短暂搁浅。
王老师一边在调色盘上用两种不同的浅色调出一种新的浅色，一边说架上我那张画的问题在于，绿与紫两种色彩的饱和度都太高了，如果我没有意见，他将向我展示一种有点像罩染的技艺。画笔“唰唰”来回间，架上原来女子的肖像即隐遁在薄薄浅色的背后，朦朦胧胧的，随后他还加了两个圆圆的光点，让肖像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感觉。此时距离电影《消失的她》下线已经有一段不短的时间，而关于英国威尔士王妃凯特究竟缘何消失在大众视野的各路猜测依然为社交媒体所高度关切。
现在想来，拿着自己的小幅作品拜访画家工作室的过程像是另一种形式的访学。我知道，我与老师们太熟悉太平等了，所以成不了他们严格意义上的徒弟。一定意义上，这也许有点像过于熟悉的朋友不太可能生出恋爱的情愫。我也知道自己并非科班出身，画画只因来自心底的热爱，所以那样的请教与赐教，其实对教与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我们都在寻找某些对话的媒介，它们可能是绘画本身，也可能是语言的、音乐的或是文学的，还可能是哲学、历史或者人类学这样更广泛的东西。通过这些媒介，一方面我需要获得一些对光影、色彩、线条或体积的基本认知，另一方面又不必太囿于对技艺不切实际的痴迷与追求。同时，由于我的“无知”恰恰构成了他们已经不可能“返回”的旅程、空间与想象，他们也需要不时地从他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并且已经深深进入其中的状态抽离出来，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与清空，我们的联系才一直没有中断。
我也才能更无知无畏地画下去。
“一切好像都是不对的，但我深信它是好看的。”
有一次画了女儿童年的肖像时，我做了这样的自我判断。
女孩童年肖像
“好看就行！”何红舟老师豪迈的答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喝了点小酒，因为这与他的美学标准相距甚远，而他通常也很少那样说话。
在看过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两张肖像后，何老师进一步指出，“按照这个状态持续下去，你将越画越好。如果说有什么要改进的，那就是身体与头部的比例关系。”
作家、编剧杜拉斯肖像
即使说问题，也是那么婉转那么润物细无声。
何老师说的“越画越好”，其实是一个愿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我的每一张画作，如果要算价值，那是我自己付不出来的。因为在它们的背后，是老师们强大的智力支持与无价情义。
“不要以为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就要对应什么颜色，记住色彩永远是在对比中形成的”;
“减少黑色与棕色，试着用蓝与绿去替代”；
“如果你画风景或静物，没有人会在意多出点什么或少了点什么，但是人物就不一样了”；
“至于画得怎么样，你要听真话，还是听好听的话”；
“你可以先练习水彩，水彩相对好控制，我平时也不间断画水彩的”；
“记住永远不要描”；
“我说这个好，是因为你画得很肯定”；
“鼻子是在嘴巴前面的”；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可以用复写纸”；
“投影都是家常便饭了，霍克尼就是运用技术的高手”；
……
金玉良言如斯，运气好时，能迅速转换到笔下，更多时候则自顾自在记忆宝藏里呆着，单等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唤醒，开悟。非常确定的是，每次从老师们的工作室回来，都有几个小时，能够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画画状态，仿佛金庸小说中受了高人指点的武者，任督二脉被打通了一会。但我终究遗憾，遗憾无论在美术馆或是工作室，老师们都请我看一个作品的完成态，即使偶尔还在画，也总停留在某个局部。有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如果我能看到一个作品的全过程，我便能琢磨出作画的关键，只是没有那样的眼福。换句话说，我幻想自己有“偷艺”的本事。
“你说你以为，”终于有一次，商亚东老师好像被我刺激到了，“你以为画家有意无意不愿将作画全过程示人，说得好像我们藏着掩着，不会画似的。”
我当然没有也不敢那样想，尤其是商老师，他有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馆长还多次给他发出专场办展的邀约。
那是一个完美的午后，阳光透过树林投射到画室，让画室里移动着闪烁的光斑。商老师用默写的方式，向我演示了一幅侧逆光胸像的全过程。在某个瞬间，我觉得我几乎也会了呢，虽然事实证明那想法未免过于虚妄。后来我不止一次看过另外几个老师现场画一次成型的作品，固然每次能悟到一点什么，终究还是十分有限。此后不管我画成什么样子，商老师都会告诉我合理的完善方向。作为一个奇妙的老师，商老师可以自如穿越19世纪现实主义与现当代各种流派间的藩篱与距离，就好像他不专属于任何时代，又可以与任何时代的人们友好相处。
我画下阿涅斯·瓦尔达，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有“新浪潮之母”的称誉。我爱上长寿的老女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让壮志未酬拥有可能的未来。如果她们还有有趣的灵魂，那就更值得去尊敬。我还发现法国女人爱系围巾，波伏娃如此，杜拉斯亦是，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爱马仕诞生在法国。法国女人老了的时候，喜欢抿紧双唇，杜拉斯如此，阿涅斯·瓦尔达亦是，抿紧的唇线无论下垂还是上扬，分明都传递出倔强，正好印证了杜拉斯的名句——“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导演瓦尔达肖像
“妈妈，你确认到巴黎参加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吗？”
是女儿，从遥远的巴黎向我发问。短暂逼仄的求学时空里，她曾多少次见缝插针，跑遍卢浮宫、蓬皮杜与奥赛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或美术馆，还漂洋过海，给我寄来比水果要贵得多的法文版画册。犹记出门远行前，我们一起画下了双人肖像《去希腊》。分离的两年，我写了两本书，她为我写了两个后记，还做了必要的国际通用语言审校。而那件作品，也经由两位青年才俊之手的润色，永久定格于我们的书页。作为感谢，女儿把对人类艺术源头的回溯与艺术发展脉络的永久追寻，渐次展开成成长路上的行为艺术。
母女双人肖像
我想身为母亲，我怎么可以错过那么令人自豪的时刻呢？可是，巴黎很远，路费不便宜，最好顺带干点什么。于是我半开玩笑地问她，能否帮助联系一下她所在的学校，一个毕业生的母亲，想要在她的学校办个小型画展，致敬法国人文学科历史上，那些熠熠生辉的影响力女性形象。女儿愣了一下，转而哈哈大笑，电话的那头，传来她一半是调侃一半是认真的回答——
“我建议你先在咱们小区大堂办个画展，如需联系，我可以帮你去办理。”
“你妈画的是全球杰出知识女性代表，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工作室里，一个同姓老师为我帮腔。
“不要低估人民！”
刹那的沉默后，我与老师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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