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通过税银上所刻地名等资讯，可以大概勾勒出张献忠的行军路线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在四川，这首关於张献忠沉银的童谣曾广为流传，三百多年未被淡忘。目前正在四川博物院展出的“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上，五百二十一件文物以金银器为主，兼有少许铜、铁、木等质地的展品，向人们讲述了那段被尘封的历史。这次展览是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在发掘地四川展出，也是首次四川省在考古发掘文物出土后未完成整理前对公众展出。\大公报记者 向 芸 文、图

　　张献忠（一六○六至一六四七年）是陕西定边县人，与李自成同乡且同年生人，同为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和老闯王高迎祥的左膀右臂。明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年）老闯王战死，他与李自成各自“单飞”。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年号永昌；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

　　三百年沉银重见天日

　　史料记载，张献忠起义之后，曾一路烧杀抢掠，搜刮了不少财宝。《明史．张献忠传》中记载，张献忠的大西军一六三六年攻破河南许州时，“获物资巨万”；一六四一年攻破湖北襄阳，抢得巨额军需饷银；一六四三年，攻破武昌楚王府，“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从起义到一六四四年建立大西国再到一六四六年亡国，张献忠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又将其沉在何处，都成了一个谜。由於并无正史记录，对於江口沉银是否存在、沉银地点在何处等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史学界也对此长期存在争议。

　　至少从康熙年间开始，就有人到彭山江口打捞深水的金银财物。根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末年，四川总督派员赴江口打捞，获银万两及珠宝玉器等物，收穫颇丰。而据《清文宗实录》和《大清历朝实录》，道光和咸丰年间清廷均有派人到四川实地勘察、设法捞掘，却无获。

　　直到二○一五年十二月底，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四川大学等机构的专家经过实地勘察和分析讨论，认为二○○五和二○一一年彭山在工程建设中发现大量文物的出水地点与文献记载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一致。

　　通过与历史文献相比较，专家们基本可以确定“江口沉银”的记载可信，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同时，由於“江口沉银遗址”已发生多次盗掘，专家们呼籲各级文物部门高度重视，尽快立项，组织人力、筹集经费进行水下考古发掘。

　　随后，四川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请示，请求二○一六年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并於二○一六年六月获批。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江口沉银遗址”处开始修建围堰，并於次年一月五日正式启动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

　　水下考古印证张献忠传说

　　作为二○一七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经过两次水下考古发掘，已出水文物超过四万件，大量金银文物陆续重现於世，“西王赏功币”、“大顺通宝钱”等文物的出土，直接证明了发掘地就是江口沉银的中心区域。

　　记者了解到，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在第一阶段的水下考古发掘中就取得了“三项第一”，即内地第一次在内水区域採用围堰技术发掘，内地第一次直接与民间传说相印证的最高级别沉宝遗址考古发掘，内地第一次发现张献忠册封妃嫔金册。

　　“经过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我们对江口遗址已经有了初步了解，但这种了解还远远谈不上深入和全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考古发掘专案负责人刘志岩表示，江口沉银遗址目前探明的範围广达逾一百万平方米，已发掘的两万余平方米仅是整个遗址面积的约五十分之一，已出水的四万二千件文物相对於江底的埋藏，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看起来传说和历史之间似乎只隔了一次考古发掘，但这背后其实面临很多困难。”刘志岩笑言，接到任务来到彭山时，他第一反应是懵了。“五百米宽、两公里长的江面，怎麼挖、到底挖哪裏，都是当时面临的选择题。”

　　“最理想的是可以将整个遗址全部进行发掘，这样就不会有遗漏，但从安全和成本的角度考虑，只能发掘部分河段。”刘志岩说，发掘位置的确定让他好几天都睡不着觉。“那首童谣是我当时最主要的一个线索，但没什麼作用。只有通过对遗址周边居民及河道施工人员的走访调查，先圈定了四个我们认为可能有文物分布的区域。”

　　除陆地调查外，刘志岩还与电子科技大学合作，利用科技手段进行定位。电子科技大学团队採用水上电阻率成像法、“水陆两栖雷达”、高精度磁法等综合探测技术，对超过十万平方米的探测区域製作了“3D藏宝图”。经过对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数据的综合考量，刘志岩最后将发掘区域选择在其中的“望江台”地点。

　　“水下考古的传统办法是潜水，但岷江水流湍急且可见度差，不适合潜水探摸。”刘志岩告诉记者，围堰考古也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用什麼材料围、围多高，选择在什麼时间围等问题全靠摸着石头过河。

　　经过仔细论证，考古队选择了行滩涂围堰、在水被抽掉的河床上进行发掘工作。由於江水的流量具有季节性特点，发掘只能选择在岷江的枯水期进行。“围堰施工一个多月，剩下四个月左右进行考古，一旦围堰地点选错，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

　　“当时做这个决定挺难的，担了很大的风险。领导也给我们解压，说只要挖出来一个铜钱、一个髮簪就算胜利。”刘志岩说，眼看一天天挖出来的都是砂石而不见文物，内心的焦虑是无法形容的。直到一个月后，现场经科学发掘出水了第一枚五十两银锭，锭面上镌刻着“银五十两，匠张道”七个字，刘志岩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二○一七年三月四日，第一枚刻有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出水，流传了数百年的张献忠沉银传说终於得到证实。此后陆续有西王赏功钱币、大顺通宝等文物出水，就和张献忠直接联繫起来了。”

　　揭开大顺政权神秘面纱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还创造了“五项之最”—数量最多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已出水二百余枚；数量最多的明代册封藩王金银册，已出水明代册封藩王、郡王和妃子的金册、银册二十余页；数量最多的内地明代官银，已出水明代官府刻有铭文的五十两银锭二百余枚；数量最多的大西政权高等级文物，已出水文物一千余件；数量最多的金银首饰，已出水金银戒指、耳环、手镯等共计四千五百余件。

　　此次展览的五百余件展品中，银锭、金锭数量最多，其中银锭上錾刻的铭文和形制都表明这些银锭大多是明代中后期所征解的税银。“银锭上有铸造年号、官银属性、价值、银匠姓名等资讯，都是张献忠转战各地时，从各地府库中抢来的。”四川博物院特邀讲解人赵弘文说，银锭来自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多个地方，通过税银上所刻地名，可以大概勾勒出张献忠的行军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展出了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现的木鞘，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刘志岩说，木鞘原本是一块圆木，被剖成两半并掏空，把银锭放在中间，再用铁或者铜片箍起来。

　　展厅中央的金印、大顺二年铜“离八寺长官司印”和张献忠大西政权潼川府经历司印很是醒目。其中金印仅残存四分之一，上面仅有一个“蜀”字可见，专家推测这可能是明代蜀王世代传袭的蜀王金宝，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明代亲王金宝。

　　而“离八寺长官司印”和大西政权潼川府经历司印则是张献忠建立政权后其官府机构所使用的印章，可以看出大西政权的基本行政设置。“离八寺是四川甘孜道孚县的一个地名，这个地方主要生活的是川西的少数民族，铜印上的‘大顺’年号说明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承认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并且与其建立了密切关係。”赵弘文说：“离八寺长官司印”是当时少数民族与大西政权关係的珍贵见证，非常罕见，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江口沉银遗址目前发现的明王朝分封藩王及张献忠分封嫔妃的金银册也在展览中亮相。其中一片正面刻有“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於成典中官九御”的金册从内容上看，应是当时张献忠册封皇后或者九嫔的金册且是一套金册中的第一页。

　　由金、银等材质製成的“西王赏功”钱币，直径超过五厘米，也是展览中跟张献忠有直接关係的文物。“‘西王赏功’金银币此前在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有馆藏，但都是传世的。此次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首次发现，且数量巨大。”刘志岩说。

　　同时，由於经历过明末的战争，江口沉银遗址还出土了很多兵器，包括六角形的铁蒺藜、长管形的三眼铁火铳以及铁刀、铁枪等。其中三眼铁火铳的出水，为佐证江口遗址为战场遗址性质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并且印证了文献中战争曾採用火器进攻的记载。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大量明代金银饰品，簪、钗、镯、帽顶、金锁、耳饰、金钮扣等饰品，让观众得以一窥古人的日常生活，充分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的审美情趣和精湛的製作工艺。

　　张献忠历史研究有望突破

　　在考古界和文化界人士看来，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其学术意义远远高於出水文物的经济价值，出水文物数量大、等级高、时代久、地域广等特点，不但有助於弄清张献忠藏宝的真相，更有助於促进“张献忠与四川”的历史研究，能促进不同学者从水下考古、白银货币化、明清易代历史、明代藩王制度等专业领域展开各种讨论，激发中国明清历史研究中新的学术生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中心副主任、西部考古探险中心副主任、二○一八年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爵奖获得者李飞亦认为，此次考古发掘了从皇帝、亲王到平民的各阶层的文物，对於反映当时社会的阶层情况将更加全面、更加系统。

　　同时，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许多现代化新技术，也是中国考古界第一次在内水区域开展围堰考古，为今后的同类型考古提供了参考。而且，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邀请了广大志愿者参与，让江口古战场遗址的发掘成为全国首次志愿者全程参与的考古发掘专案。

　　“不仅需要认识前朝，更需要普及公众认识古代社会。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文物的价值，更意识到保护文物的重要性。”李飞说，江口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招募了很多志愿者，通过田野考古规程、江口沉银历史背景和文物绘图、摄影、装袋、记录、贴标籤、保护处理等方面的培训，让志愿者很好地参与到考古发掘过程中。

　　此次展览将至明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