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国家博物馆藏清代钱币“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铜元”面部

　　中国古代使用货币历史已逾四千余年，从天然贝发展到金属铸币，进而使用纸币。钱币作为交换媒介使用外，蕴含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涵，不乏具有重要价值及特殊意义的珍品。

　　非常铜钱 彰显历史

　　铜贝，始现於商，既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也可以作为装饰品。与充当货币的海贝一样，铜贝背部的穿孔形制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早期穿孔较小，位於钱币的一端，谓之“小孔式”，此后穿孔逐渐增大，先后演变为“大孔式”及“磨背式”。铜贝、海贝形制演化同步，说明铜贝形制深受同时代作为货币使用的海贝的装饰形式影响。

　　“宋子”三孔布，出自战国时期的赵国，三孔布因其首部、两足部各有一个圆形穿孔而得名。这件钱币的面文“宋子”为地名，在今河北省赵县东北；背文“十二朱”的“朱”通“铢”，重量单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宋子属巨鹿郡。此地战国中期为中山国领土，之后归赵。燕王喜四年（公元前二五一年），栗腹伐赵，行至宋子时，赵国派廉颇将兵迎战燕军，在鄗（今河北省赵县西南）击败燕军，后经燕相将渠出面，双方讲和。三孔布为何国铸造一直是钱币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此“宋子”钱币出土，三孔布出自赵国才成定论。

　　齐返邦长大刀，战国齐国铸币，因刀币上有六字铭文，俗称“六字刀”。“六字刀”钱文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为“齐返邦长大刀”，意指钱文记录的是燕国灭齐，平安君田单帮助齐襄王复国的历史事件；一种为“齐拓邦长大刀”，载示战国早期齐威王、宣王败魏，击楚威震东方一事。铭文的两种解释都与齐国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因而被视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念币。“六字刀”对后世钱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信”方孔圆钱，出自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钱面依穿孔向外作四个直角“”状曲线纹，为历代钱币所仅见，这一纹饰，有“四曲文”与“行”字两种解释。关於“文信”铜钱的记载，最早见於南宋洪遵《泉志》。今人根据《史记．吕不韦传》“莊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的记载，确定“文信”是秦相吕不韦的封号。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在河南省洛阳市西郊河南城遗址内发现一件“文信”钱石範（石料做的铸钱模具），该钱範的出土地是当年吕不韦的封地领域。文献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证实“文信”钱是吕不韦为文信侯时所铸。“文信”钱形制独特，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是以物证史的珍稀钱币之一。

　　“半两”铜钱，分战国秦、秦（公元前二二一─前二○六年）不同时期铸。此枚为秦铸。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战国时期各国不同形状、不同计算方式的货币，将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半两”圆形方孔钱作为法定的统一流通货币推广到全国。关於外圆内方的钱币形制寓意，有几种主要的说法，其一认为与我国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所谓“圆方者，天地之形”，“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其二认为与秦始皇的天命思想有关，所谓“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以立天下”，外圆代表天命，内方代表皇权。“外圆内方”为“天命皇权”的符瑞。第三种是“市圆井方”说。认为圆形方孔在五行学说上为“周流万方”之意，外圆代表城市、国家，内方代表水井、商业贸易。现代学者从工艺角度分析，认为外圆内方更便於加工磨製。秦半两铜钱奠定了其后中国两千余年钱币的基本形制。

　　汉佉二体文钱，因正面为汉文，背面为佉卢文得名，又因其背面大多印有一马形图案（少数为骆驼）而称“和田马钱”。该钱为公元一─三世纪新疆和田地区于阗国製造的一种地方货币，以希腊货币为祖型，仿贵霜钱币打製压而成。图案纹饰外，一面为“重廿四铢铜钱（或读铜钱重廿四铢）”汉字铭文，另一面为佉卢文，曾经被夏鼐先生释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婆”，今译作“大王、众王之王、太上秋仁之（钱货）”。秋仁为于阗国王，公元二世纪后期在位。汉佉二体文钱是于阗国时期出现的东西方两大货币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结晶。“太夏真兴”钱，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真兴年间铸造，“太”“大”相通，“太夏”即“大夏”，为赫连勃勃（四○七─四二五年在位）国号；真兴（四一九─四二五年）为大夏国年号。

　　“太夏真兴”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早以国号加年号为钱文的铸币。钱文突破了汉以来铢、两相称的纪重习惯，首开中国用年号和国号为钱文的先例，在货币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铜元，是清朝引进西方机器后，於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以后製造的。除了铸造五文、十文和二十文三种传统面值的流通币外，还试铸了少量当三十文的样币送交户部。由於按照户部的要求，各省製造铜元的成色、图案及面值均以广东省铜元为标準，而广东铜元币值只有五文、十文和二十文三等，三十文铜元不符合户部币制规定，故“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当三十”铜元未获准发行，仅存数枚试铸样币。

　　金银珍宝　　各有故事

　　“郢爯”金版是战国时期（公元前四七五─前二二一年）楚国铸造的称量货币，因面钤篆书“郢爯”阴文方印名之。“爯”传统释为“爰”，“爰”是古代的一种重量名称，同时用作货币单位。“郢爯”印记有两层含意。一是纪国，郢为楚都，可代表楚国；二是官印标记。战国时期楚国都城先后设在鄢郢（今湖北江陵）、陈郢（今河南淮阳）和郢（今安徽寿县）三地，“郢爰”金版在鄢郢和郢这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均有铸造。至迟在北宋（九六○─一一二五年）时期，“郢爯”金版就为世人所知，时称“印子金”。据《梦溪笔谈》记载：“寿州八公山侧土中及溪涧之间，往往得小金饼，上有篆文‘刘主’字，世传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甚多，天下谓之印子金是也。”清末吴大征著《权衡度量实验考》时，始释其文为“郢爰”。郢爯金版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黄金货币种类之一。

　　饼金，是秦国黄金货币的主要形制，含金量较高，约合秦制一斤，其上多有阴文刻字，有天干地支、数位、文字等。早在先秦时期，秦国统治者就用黄金赏赐下属，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战国策．燕策三》：“秦王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但当时黄金还不是货币，大约秦昭王在位时，黄金才成为货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黄金定为法定货币。据《史记．平准书》：“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一镒合秦制十六两，今二百五十三点四六克，饼金印证了文献记载。

　　马蹄金与麟趾金，初製於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九十五年），据《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诏书：“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褭蹏即马蹄。传统认为马蹄金、麟趾金形制大同小异：都是动物蹄形，立体，身部中空，前高后低，以正面中心为坐标向上斜收，开口小，底面大，侧壁有如金属熔液自然流动的纹路，但马蹄金底面呈椭圆形，空腔广大，敞口偏斜；麟趾金底面呈圆形，空腔下大上小。直到一九七三年河北省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一件掐丝贴花镶琉璃面麟趾金时，学术界对马蹄金、麟趾金的区别才开始有所认识。二○一一─二○一五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墓出土的二十五枚麟趾金，更清楚表明麟趾金形似动物脚趾，而不是传统所谓的与马蹄金区别只在底部是椭圆形还是长方形那样。马蹄金、麟趾金是奉武帝之命特为赏赐、馈赠诸侯王等铸造的具有纪念性质的财物，有货币功能但鲜於流通，说明西汉时期黄金具有多功能性。

　　“开元通宝”金钱，首次於一九七○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共三十枚，仿早期“开元通宝”铜钱形制：宽缘、窄郭，缘、郭深峻，穿稍狭。金钱形制、大小相同，但含金量不同。“开元通宝”金钱属於民俗钱，主要有三种用途，第一，皇帝赏赐下属之物。《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门，令左右於禁下撒金银钱，许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岐阳莊淑公主出嫁，宪宗“大赐宾从金钱”。《新唐书．李蔚传》记载，咸通十四年（八七三年）唐懿宗於凤翔迎佛骨时，“诏赐两街僧金币”。《新唐书．田令孜传》记载，唐僖宗曾“发左藏、齐天诸库金币，赐伎子歌人者日巨万”。第二，娱乐工具。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戏掷金钱”条记载：“内庭嫔妃，每至春时，各於禁中结伴，三人至五人，掷金钱为戏，盖孤闷无所谴也。”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引《开元别记》称：“明皇与妃子在花萼楼下掷金钱，以远近为限，赛其元掷於地者，以金觥为赏，今里巷犹效之。”第三，用於某些仪式，表吉利之义，常用作洗儿钱（初生儿出生后三天或满月时为其洗身而举办洗儿礼）和婚礼时用作撒帐钱。“开元通宝”金钱是研究唐代风俗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金叶子，南宋时期（一一二七─一二七九年）製作，形似书页，多摺，首页正面錾铭文，包括製造金叶子的金银舖店主、金银舖所在地及金叶子的成色等。金叶子，亦谓叶子金，较早见於元代佚名所著《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叶与页相通，义指这种货币形如书页。南宋以来，金叶子只有记载，未见实物。直到一九九二年温州等地出土了十余件以后，金叶子才大白於世。

　　“万曆四十二年云南布政司上解”金锭，铸於明万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一九五八年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明定陵万曆皇帝墓出土。形似元宝，锭底錾刻铭文“云南布政使司计解万曆肆拾贰年分足色金重拾两计壹锭；委官李锺、黄纲”。铭文註明了此枚金锭的来源、年代、成色、重量及负责官员的姓名。明代银锭发现很多，金锭尚少见。这件金锭，佐证了《明史》等文献记载，为研究明代税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银空首布，春秋战国时（公元前七七○──前二二一年）楚国或韩国铸造，一九七四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出土。形制为中原地区平首弧足铜空首布与楚国长身铜方足布的结合体。短銎，銎为实心圆柱状，柱的截面呈椭圆形，布身呈长方形，较长，一面阴刻“X”即古文“五”字。包括此件在内，古城村共发现十八枚银空首布，是中国钱币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万曆通宝”银钱，明神宗万曆时期（一五七三─一六二○年）历时二十余年之久的“矿税之役”之产物。万曆后期，朝廷奢侈浪费、战争用兵等大额开支动用国库白银，致使白银日绌，“官民两竭”。为解决国用与内用之窘迫，明神宗自万曆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年）起，派遣内官为矿使，赴全国各省督开矿银，并将其所得以“矿税”（即银锭、银饼、砂）之名进奉内库。为讨好朝廷，矿使还铸矿银钱，与“矿税”同时进奉内库，此枚即一种矿银钱。是“矿税之役”的珍贵实证。

　　“咸丰三年山东运司张荩堂五十两”银锭，铸於清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马鞍形，圆首，束腰，两端起翼。翼中间交接处作凹凸波浪起伏状，内侧有多重波纹。表面外侧下部布满蛛网状筋纹，俗称“牛肚纹”。面有三行阳文戳记，分布於三边。分别是“山东运司”，“张荩堂”和“咸丰三年月日”。运司，也称盐运使，即都转盐运使司，官署简称。据《清朝文献通考》“直省解银，由布政使司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司起解者曰盐课银，由关监督起解者曰税银”的记载可知，此银锭为盐课银。清朝盐法沿袭明制，实行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司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即运销食盐的凭证，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清代五十两银锭有马蹄银、元宝、宝银等多种称谓，银锭铭文大都为砸印阳文，一般有六-十二字，分列数行。其中官银比较注重纪年，商银比较注重商号。此枚“咸丰三年山东运司张荩堂五十两”银锭表明了铸造时间、铸造者、银锭性质和银匠姓名，是研究清代后期赋税制度的实物资料。“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光绪元宝”银元，製於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由於英文设计在银元的正面，俗称“七三反（蕃）版”。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深感中国币制危机严重，上奏朝廷，提出在广东试铸银元，被户部以“四弊”说为由拒绝。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再次上奏清廷，对户部提出的“四弊”说逐一提出解决方案，并随上奏呈送十套由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购置机器製造的银元样币。这套银元是清代正式获准製造的第一套机製银元，其成色好、品质高，刚投入社会就成为收藏、熔毁的对象，未能进入流通领域，故存世极少，成为清末币制改革的稀有物证。

　　在中国古代钱币的长河中，珍品璀璨，亙古流芳。

（作者为中国钱币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