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阁楼人物故事镜（宋）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殷商时期只有王室贵族才能拥有，到唐宋时期进入寻常百姓家，再到明清时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千多年来，铜镜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凭藉背面精美的纹饰，铜镜反映了华夏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由大连汉墓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莹质流光─古代铜镜展”目前正展出从战国时期至清代一百〇八件（套）品相完整、纹饰精美、时间顺序清晰的古铜镜，引领观众感受千年铜镜的历史魅力。\大公报记者 宋 伟

　　铜镜的发明可追溯到上古传说时代。随着青铜时代的发展，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殷商贵族墓中均发现了早期铜镜，那时只有王室勳戚、高级贵族才可能拥有。春秋战国时，铜镜开始在一般贵族中流行。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时期，铜镜得以普及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妆奁用具。当青铜时代结束，各种青铜礼器逐渐销声匿迹时，铜镜却随着社会的嬗变，超越了早期的原始粗陋，迈入千余年繁荣昌盛时期。宋元以后铜镜製作业走向衰退，直到明代中叶乃至清代以后，随着玻璃镜的大量推广，铜镜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

　　战国镜轻灵奇巧

　　春秋战国青铜冶铸业的进步，使铜镜在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都出现了飞跃，製作精巧的战国铜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青铜工艺的高超技术水平，改变了早期铸镜业滞后於其他青铜器发展水平的状况。这也是中国铜镜大批铸造和广为流行的时期。

　　尤其是战国阶段，铜镜数量猛增，形成了第一次高峰。见於著录的达千面以上，种类也颇为複杂，纹饰由单纯素面或几何纹样发展到蟠螭纹、云雷纹、山字纹等多种式样。纹饰构建上也由纯地纹发展到有主纹与地纹之别的多层纹饰构成。同时，透雕合铸、错金银、镶金嵌玉工艺在铜镜上的应用是这一高峰期形成的标志。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宁介绍，铸工精良的战国铜镜使铜镜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列国之中尤以楚国的铸镜业最为发达，据统计，仅湖南长沙地区楚墓出土的镜子就近五百面，几乎每四座楚墓中就有一座发现铜镜，其他国家以铜镜随葬的现象也很普遍，不乏精美之作。

　　这其中，山字纹镜是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铜镜之一。通常是在羽状地纹上饰“山”字形图案，可分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等，其中以四山纹镜最为常见，流行於战国早中期，以湖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山”形纹饰多认为是青铜器勾连雷纹的省略变形。

　　两汉镜奇幻超逸

　　汉代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纹饰题材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有星云纹、博局纹、草叶纹、铭文吉语、车马画像、四神等。同时，铸镜工艺日趋精湛，铜、锡比例的合理配置使汉镜散发着高亮白光，成为青铜容器铸造业衰落后的一颗新星。

　　有趣的是，铜镜范铸成后，表面并无明亮光泽，无法照容，需要用兽皮或者丝织品黏着“玄锡”在铜镜表面不断擦拭，使镜面呈现出亮白光泽。铜镜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氧化，也会失去光可鉴人的作用，因此古时有走街串巷专事磨镜这一行业。

　　在汉代，博局纹镜是最流行的镜种之一，亦称规矩纹镜。镜面图案由几何纹样组成，通常与其他主纹组合，形成四神博局镜、鸟兽纹博局镜等。镜面上的纹饰，直接来源於六博棋局，而六博棋又与古代占星术有关，这反映了秦汉时期方术思想的流行。

　　汉代另一流行的铜镜品类是神仙车马画像镜。这是一款以浮雕手法表现神像、历史人物、车骑、神兽等纹饰题材的铜镜，该镜通常以带座四乳钉将内区分成四个单元，各单元分别配置神人车马，多数表现东王公和西王母的神话故事。神仙车马画像镜是汉晋时期博物、志怪传说盛行的反映，也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仙道思想的集中体现。

　　刘宁表示，汉镜中常见以铭文作铜镜背面的主题纹饰，铭文内容多为吉语、仙道思想及纪年等，主要有日光镜、家常富贵镜、昭明镜、铜华镜、尚方镜等。其中，“尚方”是汉代为皇室製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尚方镜最早原是宫廷所用器物，后来逐渐走向民间。

　　隋唐镜气象万千

　　时至唐代，铜镜不仅突破了之前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菱花、葵花、方形、亚形镜，而且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布局灵活多样，题材丰富多彩，且有异域人文色彩。花鸟菱花镜、瑞兽葡萄镜、人物故事镜等，都反映着盛唐的气派，突出一种繁荣的氛围，充满了盛唐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工艺方面还出现了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贴金贴银镜等，成为后世铜镜铸造所难以超越的又一个高峰。

　　唐代铜镜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瑞兽葡萄纹镜和双鸾镜。流行於盛唐的瑞兽葡萄纹镜，多採用瑞兽、花鸟、葡萄等图案做装饰。葡萄是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国，其图案已经出现在汉代丝织品上，唐代将其与瑞兽纹巧妙地结合在铜镜装饰上，突破了汉镜规矩的格局，呈现出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盛唐气象。

　　双鸾镜的主题纹饰是双凤对舞，口衔绶带。绶是古代繫官印的丝带，代表官秩禄位，配以吉祥的莲荷图案和具有瑞祥的凤，也显示出世人求取功名的美好愿望。　　

　　两宋镜秀丽世俗

　　北宋、南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众多新镜形，如锺形、盾形、鼎形、桃形等。两宋铜镜的纹饰有花卉、花鸟、龙纹、人物故事、八卦、吉祥语和商标名号等，北宋花鸟镜和南宋商标名号镜，可以说是两宋铜镜的代表，也是宋代铜镜转变的标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韵律节奏感。

　　宋代的缠枝花卉镜是在写生花鸟画基础上，採用单线白描，用浅雕技法处理，整个装饰画面显得纤细秀丽，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其製作之精湛，为宋镜中的杰作。透过这种镜类，反映出宋代花鸟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突出地位。

　　南宋湖州（今浙江吴兴）铸造的铜镜，多作葵花形，亦有圆形和方形。一般都素背，背上铸有商标性质铭记，如“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湖州薛晋侯造”等，出现於北宋后期，一直到清代仍有生产。

　　辽金镜雅致不拘

　　继承汉、唐镜遗风，又吸收宋镜风格，到了辽代，铜镜出现了龟背纹、龙纹、菊花纹等典型纹理。其中，龟背纹镜採用方圆结合、层层分割、曲直相形的图案，形成独特的四合纹样；龙纹镜以其犀利的细线刻技法，带来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菊花纹镜则更多地吸收了宋镜缠枝花草的韵味，细腻、柔美而雅致，更以其花形的镜形，达到镜、花合一的艺术效果。

　　刘宁特别指出，出土於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乡勿沁吐鲁村辽墓的迦陵频伽纹镜，以圆润柔和的凸线勾画出佛教故事中人头鸟身的迦陵频伽，空白处以花叶补满。以佛教故事作为铜镜纹饰题材，这也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的深远影响。

　　与辽代铜镜相比，金代铜镜的主题纹饰更为丰富，其内容不仅有中原流行的图纹样式，也有反映本民族的传统内容，表现手法上也更具特色。如金代的双鱼镜，採用浮雕的手法体现纹饰，造型饱满，线条有力，给人以厚重的感觉，内容上也表现了女真人对渔猎习俗的执著。同时，金代的铜镜，无论是刻画双鱼、双龙、花枝或是人物、山石、树木，线条都比较粗犷，在看惯了宋镜的柔曼、纤弱之后，金代豪放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由於金代战事频繁，官府对铜金属严格控制，大定十一年后严禁私铸铜镜，一律改为官铸，铜镜铸成之后要经过官方签押才能使用。因此，金代铜镜在镜缘处都有花押，很多沿用下来的唐宋辽镜也被打上了押记继续使用。

　　元明清镜遗风余韵事实上，从元代开始，铜镜的工艺已经趋向衰落，一般沿袭宋金时代的铜镜图案，但纹饰已渐趋粗略简陋，同时各类型制不一的梵文咒语镜，也成为元代铜镜的一大特点。明代铜镜一般都比较大而且厚重，形制多为圆形，有柱形钮、园钮和银锭钮，多纪年镜、吉语镜及带作坊名款的铜镜，纹饰有龙、凤和花草，并创新了一套八宝和杂宝图案，以表示吉祥如意。至清代，铜镜的铸造业衰落，主题纹饰有龙凤、鱼、狮子滚繡球、双喜五蝠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清两代的皇家造镜，亦不乏精品，散发着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历史中的遗风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