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从1929年广汉农民燕道诚偶然从沟底挖出玉石器，到1934年考古专家葛维汉率队进行首次发掘，从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到2012年发现“宫殿坑”，从2020年9月启动祭祀坑区域的新一轮发掘到如今频频“上新”，三星堆遗址的每一次亮相，都为解决学界的既有难题带来一些线索，但又会不断带来新的谜题。从三星堆出发，循时空溯流，感受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魅力。\大公报记者 向芸（文、图）

　　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扭头跪坐人像、青铜大面具、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鸟足曲身顶尊神像、羽翼镂空的青铜鸟……与同期其他青铜文化相比，三星堆的青铜器，反映了商时期古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神秘的宗教信仰。

　　三星堆也出土了众多的尊与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曾撰文表示，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青铜容器年代特征明确并可以和其他区域的青铜器相比较，因而可由青铜容器入手，进而判定其他共出遗物的年代。比如2号坑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发现较多，它们源于殷墟青铜器，据此可以认为三星堆青铜容器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时期。

　　三星堆新一轮发掘的若干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如3、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承续着三星堆文化，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十二桥文化是观察古蜀文明的另一个重要节点。三星堆和金沙两地青铜器、金器、玉器等的器类、形制、纹饰都基本相同。同时，太阳崇拜的信仰、不用青铜器等贵重物品进行随葬等特点，则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商周文化。

　　巴蜀青铜器崇尚楚风

　　到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东部的巴文化与古蜀文化交流融合，使四川地区的青铜文化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考古资料表明，该时期巴蜀青铜器崇尚楚风，功能由前期的祭祀或宗教用品，转变为实用和丧葬用品。以鍪、釜等为代表的地域特色器物和嵌错、錾刻等装饰工艺流行，青铜纹饰更加写实。

　　如战国中期的新都马家木椁墓，属于文献记载的古蜀王国开明王朝时期，是四川境内迄今所见先秦时期最大的一座墓葬，从椁室下的腰坑中共清理出土各类青铜器188件。随葬青铜容器中，列鼎与列罍、列鍪、列釜等现象并存，是中原文化礼器制度与古蜀文化器用制度相互融合的见证。

　　当把目光从三星堆拓展至整个长江流域，数个相互借鉴又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体系，一一呈现眼前。在长江流域博物馆联盟主办的“山高水阔 长流天际”“共饮一江水”这两个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中，多件文物展现了商周时期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各地区文化异彩纷呈而又相互交融的景象。

　　长江流域是中国铜矿资源富集的区域，早在夏商之际即已采铜炼铜。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时代开启后，各区域基于自身的精神信仰及文化传统，对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器类、铸造技术及礼制思想，进行了适合自身的文化选择和改造创新，逐渐形成了以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为主的青铜文化体系。

　　除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长江上游青铜文化外，长江中下游区域出现的青铜器、文字、大型城垣、礼仪中心等为代表的国家文明要素，开启了长江中下游群雄竞会的中国王朝文明时代。

　　考古发现表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始于湖北盘龙城。作为商王朝南下的首邑和军事重镇，盘龙城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最为接近，自身特色也非常鲜明。目前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在器形、纹饰、制作等方面都与郑州二里岗青铜器类似，极大丰富了早商青铜文化的内涵。

　　古代“一锺双音”高科技

　　在湖北随州一带，重要姬姓封国“曾国”出现了曾侯乙编锺。独有的编锺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的产物，一锺双音被称为中国古代的高科技。

　　江西以吴城、大洋洲墓等为代表的吴城文化，呈现了3000年前的南方青铜王国面貌。其中，吴城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迄今所知长江以南最早跨入文明门槛的方国。而新幹大洋洲商墓则因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造型奇，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证明3000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在长江下游以太湖为缓冲的水域，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擅製农器、匠器和兵器。其中，吴国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及合金、铸造上，既吸取融合中原地区的风格，又多方面呈现地方文化的独特创新；越国青铜兵器铸造技术极高，尤其是青铜剑工艺精湛，展览中的吴王夫差剑、越王州勾剑等仍显锋利。

　　纵观长江流域整个青铜文明史，从发端伊始即受到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波次到达，使长江上、中、下游相继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明，并逐渐形成各自系统发展的青铜文化体系。同时，长江流域以铜资源的交换、文化的互动，实现了上中下游之间、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之间深刻而频繁的交流，至秦统一天下，最终与古代中国其他区域文明融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