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古蜀文化遗迹代表文物（部分）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综合馆展厅里，有一面墙高低错落地展示很多奇怪的符号，这些都是甲骨文、金文中各种“蜀”字的写法。根据四川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蜀”是一个延续了近3000年的古代王国的称号。为区别于此后四川以“蜀”为名的地方政权，故称之为“古蜀”。由于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古蜀历史“久远隐没，实多疏略”。\大公报记者 向芸（文、图）

　　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为“中国上古三大文明”，但直到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才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成为信史。作为迄今发现的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先秦时代遗址，三星堆的发现，始于1929年农民燕道诚父子的偶然一掘。此后，所谓的“汉州遗址”开始引起学者的重视。

　　1934年，原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对三星堆进行首次发掘后，整理发布了《汉州（广汉）发掘简报》，成为历史上第一份有关广汉古蜀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

　　“蜀文化的生长点”

　　近30年后，在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开始正式发掘前，已多次调研当地的领队冯汉骥教授，颇有预见性地说：“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80至90年代，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及其周边持续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基本摸清了遗址和城址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年代范围和文化内涵，“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古城”得以正式命名和确认。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在专程参观三星堆文物标本后，曾高兴地表示“巴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

　　1986年夏天，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发现并发掘1、2号祭祀坑后，冯汉骥的预见和苏秉琦的判断，都得到了印证。此次发掘出土各类文物上千件，其中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而青铜神树、神坛以及金杖等亦是独一无二的稀世之珍，进一步证实了古蜀王国的存在。

　　“上新”破解过往谜题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在6个“祭祀坑”里又有了黄金面具、鸟形金饰片、青铜大面具、青铜方尊、各种青铜人头像、大量象牙和小件象牙制品、玉琮、玉刀、丝绸遗痕等重要发现。

　　古蜀历史偃旗息鼓，无言的文物带来的却是难解的文化之谜……随着三星堆的“上新”，过往的一些疑问得以解答，如“祭祀坑”埋藏年代被确认、部分器物跨坑拼对成功、古蜀国拥有发达丝绸业的猜想有了证据，但诸如8个坑的性质争议、祭祀礼制和思想猜想、古蜀国都城衔接、是否有文字存在等新谜题，又成为了新的待解之谜。

　　在三星堆先后发现并发掘的8个祭祀坑里，已出土的以神秘诡谲的青铜雕像为代表的青铜器群、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金器群、以满饰图案的玉璋为代表的玉石器群，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古蜀社会的工艺技术、社会生活、艺术审美和精神信仰等，无疑将对破解这些难题以及探索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演化、宗教意识的发展等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墙范围和城内大量遗迹的确认，证实三星堆遗址不是普通的邑聚，而是三星堆文明的中心都城；出土的金杖上有鱼、鸟、箭的图案，学术界有的认为是两个部族联盟而形成了鱼凫王朝，也有的认为鱼鸟图象征上天入地；而通高逾2.6米的青铜立人像，很多专家学者倾向于他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

　　如果将视野扩展至整个岷江流域和成都平原时，会发现更多早于三星堆遗址的早期古城址。其中，位于成都市新津区宝墩镇的宝墩古城遗址，被称为“古蜀国开国之都”，与三星堆关系尤为密切。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发现的早期人群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也是长江上游地区面积最大的史前古城。在宝墩古城内发现的大量陶器、石器等早期人类活动遗物，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器物与之较为接近。

　　“宝墩文化”的兴起

　　随着包括宝墩古城在内的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其稻-粟混作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技术，奠定了古蜀文明的经济基础，也被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从三星堆出土的众多器物可以发现，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并不是宝墩文化直接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其基础上吸收二里头文化、良渚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后发展而来。

　　而这种文化的承袭、演变、吸纳与融合，同样也出现在三星堆和晚于其后的金沙遗址中。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表示，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两者在祭祀文化、宗教信仰、出土器物的样式和风格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从时间线上而言，并存了一段时间，在三星堆繁盛的时期，金沙也同时兴起。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现的黄金面具、玉琮、石磬、象牙等，在金沙遗址中都有出土。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都出现相同的鱼、鸟、箭纹饰。”朱章义认为，三星堆和金沙属于一脉相承，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独具个性。金沙遗址应当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继三星堆之后的古蜀王国的都邑遗址，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阶段，为破解三星堆遗址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证据。

　　古蜀文化遗迹代表文物（部分）

　　青铜立人像（商）

　　•出土于三星堆，是世界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雕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人像从冠顶至足底高180厘米，整体通高260.8厘米。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

　　青铜太阳轮（商）

　　•出土于三星堆，直径约85厘米。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呈放射状，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器物正中凸起的阳部又与铜眼形器、铜眼泡构型接近，因此定名为“太阳形器”。

　　青铜神树（商）

　　•出土于三星堆，高396厘米，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铸造，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在中国迄今为止所见的全部青铜文物中，称得上是形体最大的一件。树分3层，每层3枝，共9枝。专家倾向于认为三星堆神树应是古代传说中扶桑、建木等神树的一种复合型产物，其主要功能之一即为“通天”，反映了古蜀先民对太阳及太阳神的崇拜。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出土于金沙遗址，外径12.53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02厘米。图案分为内外两层，均采用镂空的方式表现。内层中心为一个没有边栏的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12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芒，好似空中旋转不停的太阳；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它们等距分布于内层太阳的周围，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

　　祭山图玉璋（商）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通长54.2厘米、宽8.8厘米、厚0.8厘米，是三星堆玉器中有代表性的文物。玉璋两面线刻有相同的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每组纹饰包含山陵、牙璋、云雷纹和两排做祭拜状的人像。从图中山、山侧所插的璋以及拜祭人像等情况分析，可推测该图像表现“山陵之祭”的隆重祭祀场面。

　　陶瓦（夏）

　　•出土于广汉月亮湾。月亮湾台地所发现的属三星堆遗址二期的筒瓦、板瓦及下水道等，表明在约当中原夏至商代早期，三星堆已有具宫殿性质的大型建筑存在。这批建筑构件及相关设施遗迹的发现，不仅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界关于月亮湾台地一带或係宫殿建筑遗迹区的推测。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商）

　　•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铜人头像为平顶，头发向后梳理，发辫垂于脑后，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发式风格。金面罩用金皮捶拓而成，大小、造型和铜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颇为精致，给人以权威与神圣之感。作为常设于宗庙的祭祀神像，在其面部饰以黄金，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美观，应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