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设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口罩成了日常必需品。在中国,提到口罩,必然要追溯到一位现代医学开拓者──伍连德博士。一百一十年前,一场浩大的鼠疫席捲了清末时期的整个东北地区。临危受命的伍连德赴东北,率领东三省防疫人员,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这场浩劫,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也正是他设计的“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使用口罩来预防传染病。本期“人文历史”回望这段百多年前的抗疫史以及从中折射的社会百态。
一百一十年前的一九一○年底至一九一一年中,我国东北地区由境外传入并爆发了一场剧烈传染病“肺鼠疫”。此病最初在沙俄境内的中国伐木工中出现和传染,沙俄当局当即焚毁亡者住处和物品,将中国工人赶回国,疫情随之潜回中国境内。一九一○年十月,由沙俄入境的两位中国伐木工,在边境小城满洲里客店病亡;同住客店的几位旅客,也出现发烧、咳嗽、吐血等症状,随即死去。十几天后十一月八日,一千公里之外的哈尔滨,也出现相同症状死亡病例。一场最终夺去六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就这样在毫无预警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时代背景 差天共地
疫情爆发后正值“闯关东”者返乡过年档口;病疫顺着铁道沿线扩散并南下关内京津、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清政府採取封城、断绝交通、隔离检验乃至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等严防死守措施;三个月疫情高发期过后,逐步恢复铁路运输及复工复产;半年内基本战胜疫情;抗疫支出、疫情停产,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当日清王朝风雨飘摇、夕阳西下,每採取一项措施,都阻力重重;尤其是,驻军我东三省的沙俄和日本侵略者本就虎视眈眈,此时竞相以中国政府无力抗疫为藉口,要求自行开展防疫,进而扩大管治权,企图实现对东北全面佔领和控制。国难当头,以开明廉能著称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外务部丞施肇基等为主的清政府官员,和由科学家、“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医生率领的医护、员役,共同奋战,“数月以来,内卫民生,外联国际,卒能将各处疫患,(黑龙江)与奉(奉天即今辽宁)、吉(吉林)两省同时肃清。”(《(民国)黑龙江志稿.职官志》)清政府直接投入抗疫资金,二百六十万两白银。当时《大公报》等报刊追踪报道疫情,并开闢专栏传播防疫知识。
“朝受职务,夕报病亡”
按《(民国)黑龙江志稿.职官志.锡良传》,疫情基本扑灭后锡良上朝廷奏摺,回顾疫情突发来势汹汹,东三省主要城市迅速沦陷:“此次疫气猝起,初由满洲里延及省城(渖阳),继由哈尔滨传播呼兰、绥化、海伦各府,大赉、肇州、安达各厅,大通、汤原各县。如火燎原,如水溃防,竟成不可收拾之势。”哈尔滨成为重灾区和疫情传播中心。《大公报》报道,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三至二月三日十天裏,仅中方管辖的滨江厅即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就有五百七十二人染疫身亡。锡良奏称,疫情猖獗之时,所有官员、缙绅、医护、服务员役,“往往朝受职务,夕报病亡;前者颠仆,后仍继起。”开始只能被动应对,“督饬各属,厉行扑灭。”而俄方由其控制的道里区,频频插手道外。十二月,日、俄两国照会清外务部,要求独立组织防疫。施肇基当即意识到,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无异於将东北治权拱手相让。而要捍卫国家主权,就要有一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堪当大任的专业人才。他想到了科学家伍连德。
伍连德,字星联,姓、名、字取“五星连珠”天下祥瑞之意。祖籍广东台山,一八七九年出生於今马来西亚。一八九六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留学,一九○三年取得博士学位,回马来西亚行医。一九○七年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已经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医学生。面对这场高危传染疫情,伍连德义无反顾,带领助手踏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后被清廷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
分区防疫 “伍氏口罩”
以往鼠疫为腺鼠疫,携带鼠疫杆菌的老鼠等为媒介。但在伍连德到东北之前,日本科学家解剖三万多隻老鼠,证明当地老鼠没有携带鼠疫杆菌,也未发现死鼠。伍连德另闢蹊径,从被感染者即病亡者尸体解剖入手。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进行了大鼠疫中第一次尸体解剖,血液标本细菌培养报告揭示,此次是鼠疫,但不是传统鼠疫:它不是以老鼠等动物为媒介传播,而是通过飞沫等途径实现人际传播,被感染者会出现急性肺部炎症。他据此将这场鼠疫称为“肺鼠疫”。在当地的外国医生们先是都不认同,但随着几位医生染疫丧命,最终认同了他的科学结论。
伍连德根据自己的结论展开防疫。他原就使用双层纱布、内置吸水藥棉的简易口罩。此时为防止飞沫传播,他建议医护人员和民众佩戴这种口罩,但回应者了了。法国医生梅斯尼染疫去世后,人们纷纷戴起这种口罩,后来受到业界普遍认可,称之为“伍连德口罩”。
伍连德领导下採取分区防疫,由傅家甸地区推行,其他地区纷纷效仿,迅速建立起类似“封城”式抗疫体系。傅家甸分成四部分,每部分由一位高级医务官负责,逐家筛查。发现被感染者,送往新建的专门医院治疗,家属及密切接触者送往专门隔离区。每日进行房屋消毒,向主管医务官递交疫情报告。同时征调一千一百六十名步兵、六百名员警,昼夜值守,严控人员流动。此部居民要前往别部,须申请特别通行证。步兵和员警在规定出入口作人员盘查,但不得随意进入所负责区域。根据收治病人病情,将医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等,以便进行针对性治疗,并避免交叉感染。
后来他又发现因冰天雪地,大量病亡者棺木搁置地上无法下葬,造成毒菌传播,以致重灾区哈尔滨当地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经奏请朝廷批准,一月三十一日,在大批失去亲人的百姓目送下,对二千二百多具尸棺举行了火化和掩埋。沙俄专家后来验证,鼠疫杆菌在极寒天气下,至少可存活三个月。火化后,病亡数字逐渐下降,至三月一日零时,傅家甸降为○;东北其他地区也相继降为○。在连续多日无死亡报告后,各地区相继解除隔离状态。
停车三月 次第复开
当时远途交通主要是火车、轮船。为阻止疫情向京津及关内其他地区蔓延,截断了铁路运输。宣统三年正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上《奉直地方验疫拟派医随车查验摺》:“此次东三省鼠疫发生,只以中国向来防疫机关不备,不得不暂停火车,以为急救严防之计”,至今已近三个月。这期间,“首以验疫为扼要方法”,各地从无到有建立起“验疫公所”和“临时医院”。奉天、直隶两省是筹款设所,分别留验;京城则由朝廷民政部直接督率,“防疫局员,诊、验兼施,倍形严密。”此摺提出,如今渤海解冻在即,是时候逐步恢复铁路、轮船交通运输了,并彙报了复产安排。
一是直隶当局重新修订和完善了《查验船舶章程》,水陆交通一体化防範。二京汉铁路防疫南传,由湖广(湖北、湖南)总督在各地设立验疫公所、临时医院,作为定点準备。火车上流动验疫,由邮传部专责,“已经延聘专科洋医,及各医院西学医生,分派京奉(京哈线)、京汉(京广线武汉以北)两路,随车查验。如有疫病发见,即送各该地方官医院,隔离诊治。”如果沿途车站发现疫情未淨之处,当即停止该站售票及旅客上下车,只装货物,以昭慎重。他说现据各处报告,疫气日渐消退,谘询中西医专家,都认为随着“天气融和,此疫自然衰减”。
邮传部、外务部、民政部及奉、直两省当局,还会商确定,关内疫气渐清,除滦州、昌黎、北戴河三处暂停售票;其余各站,一律售票开车。关外继续通车,拟於渖阳、营口、山海关,各设留验所,旅客需验明给照放行。山海关为直隶省负责,渖阳、营口两处留验所由奉天负责。一切準备完毕,只等“次第开车”,以期兼顾抗疫与复产而安定人心。
当此疫潮始退之际,官民惊魂未定,对复工复产心存疑虑。盛宣怀先是列举该部统计:“自京奉火车停驶,已将两月,仅就路利而言,所失殆逾百万(一百多万两白银)。提还洋债本利(偿还修铁路外债),益苦不支;即国家税项、人民商业,隐被损害,尤难缕计。”而俄、日在东北铁路一直未曾停运,“坐视俄、日铁路行驶自如,长此阻停,不特贻笑外人,深恐以后动鉴前车,则铁路受损无穷,必至贻累国家,殊非浅鲜。”经清廷摄政王载沣批准,复产复工终於实行。
抗疫资金 百万白银
此次抗疫直接支出,一九二一年修竣的《清续文献通考.国用考》统计,疫发当年紧急拨款东三省,添设医院、检疫所,度支部在大连税关项下拨银十五万两;“次年春又向各国银行借二百万两,直隶亦借大清、交通两银行三十万两;上海(度支)部拨银十五万两。”合计二百六十万两。
以东三省总督锡良为代表的清政府倾力抗疫。《清史稿.锡良传》:“疫起俄境,沿东清铁路逐处传染,未浃旬(不到十天)蔓延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以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疫绝。十一国医士来奉考察,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於省署,锡良主议,咸起颂之。”三个月控制住疫情,万国鼠疫研究会共十一国医士来奉天考察及召开专题会议,锡良应邀主持会议,与会各国专家向他致敬。
大疫之下当地居民首当其衝之外,在关外的二三十万劳工,遭遇春节回家难、年后返工难,甚至流离失所。“直隶等省苦工,寄食关外者,不下二十万人。年终返乡,则遮闭不得入。山东农民赴奉、吉耕种者,不下七八万人。春初北行,又阻遏不许出。中途坐困,乞贷无门。”清廷於年底也发出上谕:“关外一带防疫紧要,各省前往工作人等回籍度岁,未能入关。见在天气严寒,留滞饥惫,实堪悯恻。其行近楡关(山海关)者,着陈夔龙(直隶总督)设法安置留养;其在奉天境内者,着锡良饬属妥筹,毋任流离。”(《清续文献通考.国用考》)话虽如此,内外交困中的清王朝自身难保,保护人民利益早已有心无力了。抚今追昔,令人痛感:没有国家富强,哪来人民尊严?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