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报》馆址在干诺道中,现今港澳码头对面。
张季鸾温文尔雅,襟怀坦蕩。他重视发挥报纸言论的监督与引导功能,重视报纸的社会教化与启迪民智的作用。他主持下的《大公报》,激扬文字,评骘国事,洞察世间百态,立论持正公允,内容兼容并包,充分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许多文章与举措,如今来看,仍深具警醒启迪之义。张季鸾长年身着一身长衫,这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忠厚长者,如师长般热切关怀青年成长,将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寄讬於青年人身上。通过一篇篇热情洋溢的文字,勉励青年人踏实做事,保持鬥志,关注青年心理,给予辅导与帮助。
今天正值五四青年节,藉此以飨读者。\马浩亮
爱护青年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社评《青年思想的出路》指出:“为思想的出路而感觉烦闷之青年,为社会最有用之一部分。人类之幸福,世界之进化,皆赖此辈求之。就中国论,亦只患青年无思想,并不患青年有烦闷。”张季鸾认为,青年是最富有激情、最具备活力的群体,但往往又容易盲目、衝动或者彷徨、失落。这种心理的变化是正常的。青年应当重在提升自我,做对社会有建树、对国家有建树之人,自暴自弃与盲目激进都是不足取的两大极端。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社评《学生与政治》指出,学生“不可不注意政治”,因为“天下唯有救世之志者始能成大学问家,大艺术家,不然,因人碌碌,随波逐流,终同化於社会而作附庸耳。”张季鸾笔锋一转,认为学生“但不可滥运动政治”,“吾人不劝学生纷纷加入实际的政治运动也。”“学生时代为人生之黄金光阴,乘此修养,备救国於异日,对各党派之主张,先虚心研究,勿仓卒参与!为国士者,应随时準备为祖国同胞受任何牺牲,但要宜先充分发展之际精神的能力……”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再论学生问题》中,针对校园激进纠纷现象,张季鸾认为:“学生内部最宜注意者,首在尚纪律而尊自由。少数劫持多数,或多数压迫少数,皆非健全之现象。吾人希望全国青年以亲爱之感情,秉自由之意志,以一致团结,为纪律的组织的生活,而不愿见学生界本身有用威力其纷扰之事故也。”
启迪民智
张季鸾重视报纸在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大众文化修养的教化作用。《大公报》内容包罗万象,举凡外交、文化、艺术、教育、经济、社会、军事,无不涉及。作者来自方方面面,既有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已有军政方面国共要员,比如林彪、陈诚、张群、蒋经国,都曾是《大公报》作者队伍中的一员。
而这当中,“星期论文”是首屈一指的名牌栏目。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报》在第三版刊出了“特别启事”:“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现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一、丁文江先生;二、胡适先生;三、翁文灏先生;四、陈振先先生;五、梁漱溟先生;六、傅斯年先生;七、杨振声先生;八、蒋廷黻先生。”
一九五三年一月,胡适曾回忆道:“《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就是我替张季鸾先生、胡政之先生计劃的。请《大公报》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写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为排定。”而事实上,最早提出此意的是张季鸾。一九三三年底,张季鸾与胡政之宴请北平文教界人士,为即将开闢的“星期论文”约稿。席上特别说明稿件除牴触法律外,决不干涉内容,不更改字义,以尊重作者。
胡适是最积极的作者之一。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他发表了在“星期论文”中的第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肯定了《大公报》在採用白话文方面的功绩:“在《大公报》的六版半的读物之中,白话只佔百分之三十八。然而从日报的历史上看来,这样的比例也就很可以使我们乐观了。十六年的工夫,能使日报的文字变到百分之四十的白话化,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星期论文”共计发表七百五十篇文章,出自二百多位作者之手,均为当时各领域首屈一指的大家巨擘。据《大公报》老报人陈纪滢回忆:“‘星期论文’兴起后,引起全国注意,尤其知识界到了星期天,无不争看这个礼拜是谁写的。其中的确开启了中国专家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议论的先河,更为读者广闢吸收知识的园地。”
救人救心
《大公报》极为重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中的文化宣传导向。张季鸾认为,救国须先救人,救人须先救心。这个心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必须用文化宣传的方式去唤醒与激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一天”,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出版。这期间,曾组织了全国闻名的“大公剧团”。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大公报》在汉口普海春餐厅举行茶会,招待戏剧界知名人士田汉、洪深、阳翰笙、凌鹤、应云卫等六十多人。张季鸾在会上阐述倡办“大公剧团”的意义。皆因“现在是记者利用笔来杀伐敌人的时候”,而大公人不但用笔,还想借用文化来为抗战服务。一方面宣传抗日救国,振奋国人精神,一方面借此募捐筹款,支援抗战。
曾任上海《大公报》副刊编辑的唐纳(马季良),“八一三”事变后也来到了汉口,受张季鸾之讬筹备“大公剧团”,并创作编写了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五月十三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戏剧与抗战建国》:“戏剧,包含话剧、电影,对於抗战的伟大效用。”“我们民众,其精神裏蕴藏着极高贵的东西,都是可燃性,但需要去燃,戏剧就是燃的媒介。”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万岁》在汉口首演,观者如云。公演四天之内共演出七场,门票收入全部购买藥品分送给武汉各伤兵医院,演出费用则由《大公报》社承担。这成为抗战期间文艺界一大盛事。
建言国是
张季鸾学养深厚,巨笔如椽,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评论文章,思索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提供建设性意见。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中指出:“现代报业除刊行报纸外,应为社会实际服务,凡社会应倡行之事,报纸宜为其先锋或助手。”
抗战爆发后,暴露了中国在空军方面与日本存在的巨大差距。张季鸾深感空军人才不足,而要发展航空事业,应当首先从普及航空知识,提高大众参与度做起。他将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滑翔机运动。
一九三九年六月,在欧洲学习归国的“中国滑翔第一人”韦超,致信胡政之、张季鸾,建议能够帮助《大公报》向德国订购一架最新型的滑翔机。胡、张均感此时意义重大,遂以《大公报》此前募集的资助航空款项,委讬韦超订购,定名为“大公报号”。这是中国第一架大型滑翔机。后来先后在成都、重庆举行了飞行表演,引发轰动。张季鸾多次出席滑翔机相关活动。
为增进国人对滑翔运动的了解,《大公报》还开办了专业副刊“滑翔园地”,从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起刊发第一期,至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止共出版五十五期。
促美觉醒
张季鸾重视报纸在传递舆论意见、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作用,对於国际关係也具有宏阔的视野和洞察大势的眼光。
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张季鸾就撰写了社评《美国新总统今日就职》。针对当时美国的孤立思潮指出,美国要摆脱当时的萧条局面,必须捨弃美国本位主义的国策,融入世界,特别是与中国加强合作。文章首先援引西奥多.罗斯福的观点指出:“按罗氏与美国前任名总统罗斯福为同族,方罗前总统在职之时,曾有言曰:‘美国之未来,在太平洋上。’斯言也,历数十年而益验。”
张季鸾继而写道:“迁延复迁延,世界经济不振之怒涛,虽以黄金横溢之美国,亦不得不捲入恐慌之漩涡;如连日银行风潮,四十八州竟有二十二州陷於停兑,此美国当前之大难题,而共和党美国中心主义所贻之恶果也。夫当今之世,政治经济,息息相通,国际关联,利害与共,将欲恢复美国之繁荣,必须厉行国际之互助……应取美国本位之政策而代之矣。近日经济政策,无论保存个人资本,抑或实施国家统制,要之世界必须打通,市场必须开发,於是而中国之广大市场,终为有裨於世界经济问题之解决。”
这实际上是美国中心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亦可视作当今“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分歧。张季鸾的社评距今近九十年,而个中真知灼见,依旧振聋发聩,不因世界风云激荡而过时。
张季鸾是谦谦君子,不务虚名,踏实做事。“但本良知发言,不计利害毁誉”,是他的毕生追求。于右任曾评价这位同乡挚友:“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