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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苑三海轶事

2021-06-16 04:27:22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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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北京中南海新华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正式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至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周恩来入住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朱德、刘少奇等其他领导人也相继入住中南海。中南海从此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机关所在地。

  西苑北、中、南三海,一千年来相继作为辽、金、元、明、清宫苑;清朝结束后,从袁世凯开始的北京时期民国总统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市政府,先后相继设在此处。新中国继续沿用原有建筑设施。如今,北京西苑三海肩负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寄托着人民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们的无比爱戴和无尽怀念,并且在新时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中枢作用。\姜舜源(文、图)

  坐落于天安门西的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她本是西苑太液池南岸的宝月楼,干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建。民国初年,袁世凯在中南海开设总统府,嫌其没有正中当阳的南门,便将楼外一段皇城红墙拆除,将楼下开出三间大门,两侧以“八”字影壁与红墙连接,将宝月楼改名“新华门”,沿用至今。门内影壁上,是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

  宝月楼是干隆时期造园艺术经典之作,干隆御制《宝月楼记》称其建造缘起是:“每临台(南海瀛台)南望,嫌其直长鲜屏蔽。”于是因地制宜,按照“据岸者十之四,据池者百之一”的比例,建造了这座面阔七间、楼高两层、屋面为卷棚顶的端庄秀丽的园林建筑,与东边宏伟壮丽的皇城正门天安门相辅相成,相映成趣。

   干隆“宝月楼” 民国“新华门”

  宝月楼改成正门后,穿过南海湖面正对瀛台南端迎薰亭、瀛台中心建筑涵元殿、南海勤政殿等,形成中国传统建筑南北轴线。勤政殿西毛主席居住的丰泽园,是清代康熙皇帝“劝课农桑”、进行农事实验的地方,曾培育出著名的“早御稻”。房屋青砖布瓦,质朴无华。

  商周时期,今中海、北海、故宫一带是▉高梁/高粱▉河古道和自然湖泊。距今一千年前后与北宋同时的辽代,在南京城东北郊外这片湖泊中,建造了皇家离宫别苑,相传白塔之下是辽代萧太后、金章宗李宸妃的梳妆台遗址。金代改辽南京为中都,将这一带湖泊扩建为大宁宫园林建筑群,范围包括今天中海、北海及周围区域。疏挖湖底泥土,在湖水中央堆起“琼华岛”;将宋徽宗时南方进贡的“花石纲”太湖石,又千里迢迢从汴京城(今河南开封)宋代皇家园林艮嶽里运到金中都琼华岛上。

   “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

  现存三海保存的主要是元明清时期的格局,北海白塔山在元朝是整个皇城的“靠山”,在明清是西苑太液池的风景中心。元代文臣陈孚、柯九思、纳新等记载:有一夜晚,皓月当空,琼岛澄辉,万籁俱寂,金章宗与李宸妃在山上吟诗作对。章宗出上联:“二人土上坐”,李宸妃对道:“一月日边明”。他俩各打一字,并且道出了当时的情景。特别是李宸妃用日比喻君王,月比喻自己,一语双关,妙若天成;而且金章宗第一个年号就是“明昌”,寓意文明昌盛。故此事传为千古佳话。

  以“一池三山”象征东海及三仙岛蓬莱、瀛洲、方丈,是汉武帝长安城昆明池以来皇家园林的经典题材。元代太液池三岛除琼华岛外,是毗邻的圆坻、犀山台,就是如今北海大桥东端北侧的团城、南侧水中的水云榭。永乐开拓南海、堆筑瀛台,为保持一池三山格局,就把北海团城与东岸连接成半岛,保留团城小城堡、台城的特殊建筑格局;清干隆时期,又将元代大玉甕“渎山大玉海”,安放到团城承光殿前特建的亭子里。大玉甕是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云南大理后,以大西南岷山玉琢制的,象征天下一统。团城又是辽、金、元、明、清千年历史的浓缩。周总理重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和北京城历史文脉,非常爱惜西苑三海文物,他曾嘱咐北海管理处工作人员说:“‘燕京八景’北海占了两个(琼华岛“琼岛春阴”、太液池“太液秋风”),一定要好好保护。”

   “八景”有其二 定要保护好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打通北京城东西交通大动脉,市交通部门决定拆除北海团城、“金鳌”“玉蝀”桥以拓宽马路,在文物界引起巨大震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汇总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专家们意见,要求保留这两处古建筑群,建议大桥南侧加宽,桥西中海红墙后移。郑振铎请部长沈雁冰(茅盾),以特急件形式直送总理办公室;又由梁思成面见周总理,面陈保护团城意见。

  周总理听了梁思成的汇报后并未立即表态,只是说要到团城去看一看。几天后,在郑振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团城,总理步行绕团城一圈后登上团城,察看每座宫殿及城上古树,一边询问有关情况。走下团城,远眺北海琼华岛和中南海,目测北海大桥上来往的车辆。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团城的一砖一瓦一树一石都不能动!要改建北海大桥,把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不能向团城拓展。拓建大桥时,把大桥东西两端“金鳌”、“玉蝀”两座牌坊拆迁到陶然亭公园去。在团城北面修一座台阶,把团城和北海公园连接起来,而不要拆墙挖洞。

  周总理作出这个决定后,又召开会议将工程方案确定下来。北京市有关部门重新设计,红墙向南移建;大桥由七孔增加至九孔,桥面拓宽至三十四米,桥身加长至二百二十米,既满足了当时市政交通的需要,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古建筑及其环境风貌。

   足迹白塔下 遗范在心中

  二○一四年,笔者参与北京市纪委廉政征文大赛评选,北海公园工作人员提交的《周总理晚年在北海》,回忆周总理在北海公园西侧的三○五医院住院期间,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到北海公园散步有几十次,公园不少职工因而接触到日常生活中的周恩来。

  那时因西苑大修,公园暂停开放。周总理来北海散步、休憩,从未向公园提出过个人要求,连喝水都用自带的水杯和茶叶。医生为给总理补充营养,有时带一些水果。每次吃水果,总理总要让秘书数一下在场人数,按人数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环顾四周问道:“都有了吗?”待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肯吃。有时,在场的人故意躲开或再三推让。这时总理就不高兴,秘书便低声说:“快去拿一份吧,不然总理也不会吃。”一次,医生只给总理带来一只芒果,总理见无法分,就让服务员将芒果泡水,每人一杯芒果水。

  总理走累了,就坐路椅上休息一会儿,有时从车的后备箱拿出自备的小折椅坐。公园的同事们为让总理坐得舒服点,就准备了一把藤椅。有一次,总理散步走到北海南门湖边看荷花,公园主任马文贵就搬来预备的藤椅请总理坐,这时秘书也已经搬来自备的折叠椅。总理说:“我有椅子。”马文贵说:“坐藤椅舒服些。”再三动员,总理还是不坐,说:“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哪能那样不平等呀!为什么舒服的椅子让我坐呢?”总理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又说:你这样做,我心里不舒服呀!秘书对马文贵说:老马,你就别让了,总理不会坐的。就这样,总理一直坐着自备的铁椅,不搞“特殊”。

  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情已经很重。有一天他漫步来到琼华岛上的仿膳饭庄,经常负责外宾接待的厨师庞长红一见,赶紧上前问候总理。他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就对总理说:“我们这就给您做您爱吃的肉末烧饼。”那顿饭周总理吃了一盘炒油菜心,一碗蛋黄汤,两个肉末烧饼。庞长红知道,凡是私事,总理必然是自费。等到总理吃完后,他向总理报账说:“您这顿饭花了一块五。”总理摇了摇头说:“不对吧?木炭费算上了吗?要我看三块都不止。”看到总理的认真劲儿,庞长红只好按标准收了三块七。不料第二天总理又派人来“补钱”,理由是北海公园当时不开放,没有游人,为我这两个烧饼,也得专门开火炉,这样炭火费、人工费也要算上。最后,按总理的意见收五元钱。

  周总理对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十分了解,一次来到此处,得知石刻都陈列在二楼时,叹息说:“二楼我上不去了。”园方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总理看,总理当即让秘书打了借条。几天后,总理秘书亲自到北海对公园负责人说:“周总理说《三希堂法帖》有的地方破损了,他要自己出钱拿到外面修补,再还给公园。”然后总理自己付款,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博物院,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装裱后,送还北海公园。

  周总理逝世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北海的同事们换了好几茬,但周总理的这些往事在他们心中历历如昨,代代相传。

  (作者为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ISO 34300历史纪年国际标准中国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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