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神父与校长的对峙，可让观众作出多角度解读

　　剧坛爱演外国翻译剧，实在不无道理，因为好些翻译剧的剧本都格外出色，内容跨越国界和文化，只要再配上优秀演员，自能较容易叫好叫座。“同流”於二○一二年曾搬演美国剧作家约翰．派屈克．尚利的《圣诉》，最近於香港文化中心剧场重演，是为优质舞台剧本的典範。

　　人事制度 互相衝突

　　《圣》剧於二○○五年分别获得普立兹戏剧奖及东尼奖，足见剧本的素质。剧作家创作该剧成为典型的外百老汇舞台剧，精巧细緻，四位演员展现出剧本的澎湃剧力，剧本更是训练编剧的尚佳範例。

　　首先，剧本描写的是上世纪六○年的火红年代。全世界在二次大战後经历重建而踏入改革和进步的空间，人心思变，传统和革新之间出现激烈矛盾，形成人与人之间不同价值观的对峙。其次，《圣》剧的处境是天主教教会主办的学校。在西方社会，教会就如一个小型的自主帝国，有其坚固和顽强的内部结构和人事关係。教会一方面为教友所敬重和崇拜，另方面却与外面世界不作关连，形成封闭和保守的自我体制，人与制度的衝突由此而起。

　　《圣诉》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一所教会学校。作风强硬的校长（伍洁茵饰）从年轻修女教师（杨淇饰）获悉，神父（邓伟杰饰）可能对学校取录的首位黑人男学生作出不道德的侵犯。校长为了揭发神父的真实行为，不单从学生妈妈（吴凤鸣饰）身上打探消息，更不惜以其他手段威逼神父道出真相。全剧是事件与人性的交错重叠，形成引人入胜而且耐人寻味的戏剧故事。

　　编剧高明之处，除了透过四个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角色来述说故事，其描写隐藏在舞台以外的角色更能引起观众遐思。例如那个只有十二岁的黑人男学生，在观众心中一直并没有具体个性及形象。观众初期透过修女教师向校长的陈情，只知道男学生在校内的一般被压迫情况；其後校长与学生妈妈见面，不仅展示了男学生於事件当中的关键影响，更揭示美国黑人家庭在六十年代仍受社会的歧视和逼迫，对全剧有关真相的命题，作出了深刻而有力的串联。

　　《圣诉》的原著剧本得天独厚，可让观众作出不同层面的解读，导演邓伟杰处理的粤语版本亦能让本地观众产生深切共鸣。

　　角色形象 明确突出

　　张天恩的翻译本既保留原著的地道色彩（角色都以英文名字称呼），但句语翻译通顺而简洁，剧本精句令人再三回味，例如校长对修女教师说：“我唔介意我估错，但我怀疑我係啱！”另外，对於教会的专用名词，只作有限度的翻译，尽量令全剧的语言贴近口语化，但又不流於通俗和现代。

　　编剧描绘的角色各有个性，并不单以非黑即白来作二元分类，因此更赖演员对角色发掘深入的心理动作，才可令角色不致流於浮面。伍洁茵饰演的校长，角色形象冷峻，语气倔强，表面上是一个咄咄逼人的负面形象。伍氏由始至终保持单一声调，在表演方面有点吃力不讨好。然而，这种冷酷的形象，亦有效突出角色的深刻层次，当中她向修女教师说自己曾经结婚，然後忍不住说：“你应该起码掩饰一下你嘅诧异。”刹那的轻柔令角色变得人性化。再至全剧尾声，她就着自己所作行为产生的疑惑和内疚感，突然放声一哭，既为角色的感受赋予实质认同，亦为全剧留下无穷馀韵。

　　杨淇饰演的修女教师亦有明确个性形象，突显了一位单纯（角色的自述）而热心的教育工作者，处於严格制度和道德判断的两难关口。杨氏的表演很细緻，声线语调控制得恰到好处。就着剧情的发展，角色亦对世情加深了解，展示了角色人物应有的发展。吴凤鸣饰演的学生妈妈虽只佔戏一场，但是该角色对剧情的转变有着实质影响，吴氏掌握了作为母亲关心儿子的应有态度，离场时向校长表达的声明亦铿锵有力，令到角色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邓伟杰饰演神父，在首两段独白都能成功地将现场观众融会一起。他与校长的两次会面，二人都悉力将角色的对峙立场逐步建立起来。邓氏同时担任导演，对於全剧的气氛和推进节奏控制得宜，凭藉剧本着力展现剧情，并没有刻意增添任何不必要的舞台调度。然而，神父角色在迟到观众进场时，表现了轻佻而跳出角色的原定个性，则似乎是过於迁就某些剧场观众的陋习。

　　（“同流”供图，摄影：Michael CW Ch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