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南京博物院展陈的扬州唐城遗址考古出土文物\大公报记者陈旻摄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代诗人李白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将唐代扬州这座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工商业闻名的全球国际化大都市的繁华胜景，留给後人无限宽广的相像空间。而南京博物院所藏出土於扬州的多件珍贵文物，则令“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的扬州城具象化，再现“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盛世荣华。\大公报记者 陈 旻
一九七五年，南京博物院与扬州博物馆、扬州师範学院发掘工作组，在扬州西门外的扬州师範学院和江苏农学院基建工程中，发现了唐城遗址。工作组在八个月内发掘了一千一百平方米，出土完整和较完整的文物达一千馀件，并发现了有关手工业作坊的遗迹和生产工具等。
曾为国际商贸重地
《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中写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扬州是唐代的经济中心之一，安史之乱江淮一带未受破坏。中原富商大贾大批迁往江淮，集中於扬州。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唐代在扬州设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并常设淮南道採访使、盐铁转运使。
当年工作组的发掘範围均在扬州市西门外双桥附近的“扫垢山”，考古专家认为，此处应为唐杜牧《扬州》诗中的“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晚唐的扬州，由於社会安定、经济富庶、商旅群聚，成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亚洲最大的国际商贸大港。史书中记载：“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鐘之地，富商大贾，动遍百数。”
《简报》披露，一九七五年发掘的重要收穫之一，是获得了大批瓷器。根据出土的实物和文献材料对照，三彩器始造於武则天时期，盛於开元，唐城遗址各种彩釉器和三彩器共出，釉彩鲜艳成熟，也是遗址时代当在开元以後的一个明证。
唐代烧三彩和彩釉器地点有湖南、四川、河南等地。扬州唐城出土瓷器的窰口已确认的有长沙窰、景德镇窰、宜兴窰、越窰、寿州窰等，还有一些北方瓷器，以及许多尚无法辨认的民窰。南京博物院专家表示，迄今为止，在一个地方发掘能够获得这麼多窰口的瓷器和瓷片，非常少见。扬州本地并没有窰址，出土瓷器中，其中製作得非常精美的瓷器，可能是贡器和外销瓷，单色釉瓷器，胎质纯淨，釉色匀称，比前代大有进步。加彩釉瓷器，则在着彩上开创了彩色瓷的先声。专家认为，如此大量的瓷器只能是从全国各地集中而来，再从扬州转运到世界各地，证明了唐代扬州兴盛发达的国际贸易。
鱼形瓶造型生动
一九七五年的唐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重要文物裏，一件三彩双繫鱼瓶格外光艳明亮。这件鱼瓶高二十三厘米，腹径十一点二厘米，口径四点五厘米。
这件三彩双繫鱼瓶，瓶通体成鱼形，鱼的口即瓶口，鱼的双脊即为双繫，有小孔可以繫绳，鱼目、鱼鳞刻画浮雕得十分逼真，并以黄、绿、褐三色相间浸润，以绿色为主。由於铅釉有良好的流动性，各种不同色调的釉，在流动过程中相互浸润，组成变幻多彩、柔和绚丽的色调，更呈现出非常艳丽的彩色，再加上在胎上施以化妆土之後，纯白透明的釉色，更显清澈明镜。
鱼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吉祥的象徵。但在北方三彩器中少见，更多地反映南方水乡地区人们生活的写实。这件鱼瓶在雕塑造型技巧上，巧妙地把鱼口和瓶口，鱼脊和瓶繫结合起来，既实用又美观，它的鳍和鳞遍布全身，无论从前面或後面、左面和右面，甚至从上面和下面，任何一个角度观察，都可以看到鱼瓶完整的形体。
三彩器更需要色彩和造型的结合，“随类赋彩”，如同绘画，在生动的造型上着以恰当的自然缤纷的色彩。这件鱼瓶由於是以绿色为主的三彩釉色，图案和色调都恰到好处。比如鱼嘴和鱼尾饰以黄色，鱼鳞和鱼体的大部饰以绿色和黄色，鱼目和鱼脊饰以褐色，再由於铅釉的流动使各种色彩相互融合浸润，通体和谐悦目，似是一条刚刚从绿色的湖水中纵身跃出水面的活鱼，灵动的身躯闪动着水色波光，光亮的鳞片整齐对称。
唐代盛行厚葬，曾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死後随葬相应的明器。考古专家说，三彩器由於性脆易碎，又含有铅毒，不能作为日常生活用品，多用作明器，在唐墓中大量被发现，以西安和洛阳出土最多，扬州则为内地另一处发现三彩器较多之地。
釉下彩绘率性清逸
唐城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蓝彩瓷执壶，高二十二点四厘米，口径十点六厘米，为湖南长沙窰精品，现展陈於南京博物院江苏古代文明展厅内。
这是一件精緻的釉下彩瓷，胎色灰，全身着淡青色釉，釉面呈细冰裂纹，在腹部饰浅绿色和浅蓝色彩似焰火或喷泉一样的花纹。这些花纹，是在瓷胎上用着色剂彩绘，然後再上釉烧成，为釉下彩。
据南京博物院专家介绍，唐代长沙窰釉下彩绘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首创。长沙窰瓷器最初纹饰简单，先有釉下彩，後发展为褐、绿两彩，但这件蓝彩瓷壶极为罕见，应是长沙窰在唐代晚期的成熟产品。
长沙窰烧製的瓷器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迄今以江苏扬州发现为最多。由於唐代扬州水陆运输便利，长沙窰瓷器大量通过扬州销往海外。与当时越窰青瓷等其他外销瓷器不同的是，长沙窰不仅外销中国流行的器物，还根据国外的需求和爱好专烧外销瓷器，如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的椰林、葡萄以及鸟鹊等，明显具有西亚波斯风格。也正是因为迎合了外销国家的审美特点，长沙窰外销瓷非常受欢迎，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地的诸多国家均发现有中国唐代瓷器。
这件执壶的器型是从南朝的鸡首壶演变而来。考古专家结合从唐城遗址中同时出土的盏托和唐人饮茶的风气考证，这件壶应为饮茶的茶壶。由於是短嘴，专家认为此壶是在泡茶或煮茶後作注茶用。
南京博物院专家还表示，长沙窰瓷器在装饰艺术方面的特殊成就，除模印贴花外，即为釉下彩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这种在胎上画彩，然後上釉烧成高温釉下彩的新技术，对唐宋及以後历代的瓷器烧成影响巨大。六朝瓷器的製作中已初步形成了彩绘和釉下彩的萌芽，但大量而成熟的釉下彩绘产品出现，则首推长沙窰。
不仅如此，这件执壶在彩绘技术上的艺术成就也值得瞩目，釉下彩绘结合绘画艺术，笔法流畅，色彩鲜明，突破了六朝时期瓷器多为靑瓷的单一青色，更进一步开创了以绘画技法美化瓷器的先声。
东汉金印“广陵王玺”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乡农民陶秀华，在挖取碎砖铺路时，从一九八○年发掘过的甘泉二号汉墓附近的杂土砖堆中发现一方罕见的汉代诸侯王金印──“广陵王玺”。此印係纯金铸成，製作精工，光灿如新。印台呈方形，上立龟钮，印面长为二点三七二厘米，宽为二点三七五厘米，台高○点九四五厘米，通钮高二点一二一厘米，重一百二十二点八七克。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字体端莊凝重，刀法逾劲老练。龟钮的背上有六角形圆案组成的龟背纹。龟甲的周缘、双眼、四肢等部位，均錾有小圆圈形的花纹─俗称鱼子纹。东汉“广陵王玺”金印是南京博物院十件国宝级藏品中极其特殊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一方汉代诸侯王金印。
据南京博物院介绍，甘泉二号汉墓早年被盗，盗洞内填满了杂土、碎砖、破陶片和零星的小件文物等。多年来甘泉砖瓦厂即在此墩上取土烧砖，但由於盗洞内的杂土很难製坯，往往被弃置堆放在近旁。金印出於此处，可以肯定原来就是该墓的随葬品。
而一九八○年南京博物院在清理此墓时，曾出土一件珍贵的铜雁足灯，其底盘周缘铸有“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十七字铭文，为判断这方金印的主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据《後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荆於建武十七年（公元四一年）被封为山阳王，明帝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又被徙封为广陵王。考古专家断定，这方金印的主人可以肯定就是由山阳王徙封为广陵王的刘荆。
“广陵王玺”的发现引发了日本学术界的震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中日新闻》、《朝日新闻》、《北陆新闻》等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用“衝击性的发现”、“伟大的发现”、“解决古史之谜之光”的醒目标题，发表了“广陵王玺”出土的消息，并同时刊登了大幅彩色照片，还以通版的篇幅报道了日本史学界人士对这一发现的评论。
南京博物院专家表示，这是因为“广陵王玺”的发现，最终解决了日本延续了近二百年的关於“汉委奴国王”金印真伪悬案，从而证明了《後汉书．东夷传》中关於“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委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这一段记载的可信度。
“汉委奴国王”金印於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冈东郊志贺岛上发现。印台呈方形，上缀蛇钮，钮上满錾鱼子纹，印面阴刻篆文“汉委奴国王”五字。此印发现後即有不少学者撰文，认为这颗金印可能即是建武中元二年光武帝赐给日本使节之物。然而对此看法持异议者亦不乏其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近几十年来，日本不断有学者著文表示异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私印说”，认为“汉委奴国王”是当地统治者自己铸造的“私印”。甚至还有人断言此印是江户时代的伪作等等。
直到“广陵王玺”出土後，才平息争议。考古专家解释道，这是因为这两颗金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大小基本相同，二印的大小均合乎汉製边长一寸，台高四分的标準。（二）花纹特徵相同，两颗金印的钮上都布有许多鱼子纹，而且同样都是在金印铸好之後，再用工具錾上去的。（三）二者印文均用刀刻成，字体有共同特徵，即每一笔画都是方笔起方笔落，这和一般汉印印文每一笔画的两端多呈钝圆形有很大的区别。专家表示，“上述三点，显然不会是巧合”，“这样就可以证明‘汉委奴国王’金印确是真品无疑。”
“汉委奴国王”金印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广陵王玺”为“汉委奴国王”印是汉光武帝所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非常凑巧的是，光武帝赐“汉委奴国王”印的时间是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七年），而明帝赐“广陵王玺”时在永平元年（公元五八年），前後只相差一年。由於这两颗金印十分相似，以致中日学者有人推测它们可能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