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前排左起：韩纪文、锺蕴晴、张 涛、姜亚兵、铁 凝、李大宏、李敬泽、吴 明、邱华栋、潘耀明;后排左起：王新荣、胡 军、常援援、张亚丽、张晓辉、宁 肯\大公报记者 林良坚摄

有人说，香港经济发达，不适合文学创作，但正是这片土地，孕育出了金庸、刘以鬯等著名作家。在香港，作家作品和报纸专栏密不可分，以金庸、刘以鬯为例，他们的专栏甫一见报，往往洛阳纸贵。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道出了香港作家与报纸之间的关系：“香港社会的特殊性、快节奏，决定了香港作家和报纸的关系更密不可分。香港专栏作家往往创作时间短，作品时效性强，正是香港社会练就了香港作家的能力，创作又快又好。”十一月二日，铁凝率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一行十人到访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追忆金庸，分享对香港媒体、文学的理解，畅谈未来愿景。

铁凝是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着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中短篇小说《哦，香雪》、《永远有多远》等以及散文、随笔等共四百余万字，曾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在铁凝看来，来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参观，给她两个感受，第一是亲近，第二是肃然起敬。“《大公报》、《文汇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艺术密不可分，要研究这段文学史，一定要读大公文汇。中国文学界的很多前辈不仅仅是两报的作者，有的更是两报的主笔主编，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

作家与报纸密不可分

令铁凝“肃然起敬”的，不仅是《大公报》、《文汇报》悠久的历史，更有许多著名作家留下的痕迹。“一部新闻史，半部在大公”。“在香港，其社会的特殊性，和它的生活节奏，决定了香港的作家和报纸的关系更密切，更为亲近。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不可分割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则说：“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报人的贡献很大，现代文学大家都和报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大公报》，可谓见证着现代文坛的发展。”

《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的见证者。在《大公报》，每日均会有“大公园”与“小公园”两个专栏版面，以其中的“小公园”为例，自一九二八年元旦初创至今，已有九十年历史，是《大公报》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文艺副刊。众多名作家，如老舍、巴金、沈从文等都在《大公报》副刊撰写过专栏，而著名画家黄永玉、赵望云等曾是《大公报》美术编辑。从铁凝的《笨花》一书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大公报》的影响力。李敬泽笑称：“我们这些作家之所以没有名留青史，或许就因为我们还没有在《大公报》上开专栏。”

在扎根香港之后，《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更成为香港作家与报纸密切联系的桥梁。以金庸先生为例，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金庸(查良镛)更是一位报人，他与《大公报》的联系亦可谓深厚。他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在《大公报》供职。更在《大公报》营运的《新晚报》刊登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在香港的其他作家，也呈现出与报纸专栏密不可分的关系。铁凝说：“为何专栏作家在香港如此发达?是因为报纸需要文章‘又快又好’，有一定的时效性与新闻性。例如专栏中作家的散文、小品文，在香港的发展都可谓‘灿烂蓬勃’，可以说是超过内地的。金庸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作品就是‘又快又好’。”

金庸于十月三十日去世，享寿九十四岁。在二○○九年，金庸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金庸先生去世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向香港作家联会致唁电。唁电表示，金庸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泰斗，在华文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射鵰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书剑恩仇录》、《鹿鼎记》等已经成为华语文学经典，半个多世纪以来经久不衰，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贡献卓著。一同访问的李敬泽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先生。”金庸就是典型的香港文学代表。

正如铁凝在《以蓄满泪水的双眼为耳》一书中所说，文化应该是一所教导谦逊的学校，它终生教导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并且有能力欣赏他者。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铁凝与李敬泽希望能够藉访港行程，推进香港作家与内地作家之间的交流，促香港文学发展，令文学可以“互相欣赏”。李敬泽还表示“之后在现代文学馆中，会收藏更多香港作家的作品。”

年轻作家的挖掘，需要各方的支援，李敬泽说：“我们一直探索两地文坛交流互动机制，包括为香港的年轻作家提供培训，加强与香港文学界的合作，探讨合作机制。”大公报也一直致力於发掘年轻作家，早在一九三五年，著名作家、报人萧乾便曾是《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的编辑。在他写的《园例─致文艺工作者》中，将自己对“小公园”的期望和要求，和盘托出，与读者分享。使之成为重视作品、发掘新人作家的平台。

青年艺术家需要支持

萧乾在《我与〈大公报〉》中说：“评判一个副刊，首先应看它发表过什麼作品─尤其是看它发表过多少青年作者的处女作。”铁凝敏锐地指出：“香港有才华的年轻作家有着在内地出版自己图书的诉求，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在内地出版自己的图书，将他们的内地读者群扩大。文联、作协对於香港的年轻作家来说，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平台。”

除了作家以外，年轻艺术家也同样需要支持。数十年来，《大公报》、《文汇报》亦一直致力於发掘年轻作家、艺术家，二○一七年十二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了首届香港青少年书法大奖赛，为年轻人提供展现书法才艺的平台。

对青年艺术家而言，祖国是他们背后的支撑，铁凝说：“希望通过各方的努力能形成合力，使年轻演出者自觉地做贡献，给他们更多的亮相机会。”铁凝认为，内地和香港的文化艺术交流，不应该错过大公文汇这个平台。

除了书法家，中国文联还有一批优秀的摄影家、文学家、音乐家，要把这些资源有效整合，与大公文汇紧密合作，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中国作协、文联同大公报、文汇报的渊源

2009年9月9日，中国作协第七届八次会议上，金庸当选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大公报

茅盾，作协主席(第一届，1949年)，文联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文联名誉主席(第四届)

茅盾当年在大公报文艺周刊经常发表文章。

巴金，文联副主席(第三、第四届)、作协主席(1983年)

从1978年起，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随想录》，全部150篇，至1986年刊完。

1978年，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编辑的潘际埛向巴金约稿。巴金欣然应允，写下一篇随笔《谈<望乡>》，一经发表，即在香港引起好评不断。潘际埛就再次向巴金约稿，并希望能在“大公园”上为巴金专门开设一个随笔专栏“随想录。”

巴金早期1937年的作品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陆续以每三十篇编为一集，共出五集，依次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其间历时八年。

期80年代左右的随想录几篇

老舍，文联副主席(第三届)

老舍是《大公报》副刊灿若群星的作者队伍中的一员。1936年11月，老舍的第三部中短篇小说集《蛤藻集》出版，当中不少文章都系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如《听来的故事》(1935年5月12日)、《断魂枪》(1935年9月22日)等。老舍在济南工作生活多年，其“济南”系列散文脍炙人口。1937年12月4日起，《大公报》多日连载了老舍的散文《三个月来的济南》。1943年1月3日至24日，短篇小说《不成问题的问题》连载于重庆《大公报》。

冰心，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

1933年10月17日,冰心写作完成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随后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萧乾，作协顾问

《大公报》成就了萧乾的记者生涯，《大公报》亦因萧乾而骄傲。

萧乾是最早和唯一全程在欧洲采访二战的中国记者，29岁的萧乾，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亲赴云南，撰写了新闻特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并透过《大公报》向国人报道世界战况，也记录了中国人在国际战场的流血与牺牲。

萧乾的欧洲战地之行，正是因了《大公报》老板胡政之的“远见卓识”，胡政之对萧乾说“去吧，缺钱报社给你补……你就是《大公报》派到英国去的一个棋子，先在那里站住脚。”原来，胡政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亲临欧洲采访的中国战地记者。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认为：“是胡政之作为报人的远见卓识，成就了萧乾。”萧乾在英国期间，写就了着名的“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和《矛盾交响曲》，《大公报》成了当时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战况和战时英伦的重要窗口。

黄永玉，中国美协副主席

1948年黄永玉到香港举办第一次画展，感觉自己不够格开画展，受到时任《大公报》副刊编辑的萧乾先生鼓励，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开木刻展。后来经严庆树、罗承勋先生介绍，任《大公报》临时美术编辑。

在《大公报》，黄永玉和金庸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黄永玉任美术编辑，金庸任国际电讯翻译。1950年《新晚报》创刊后，金庸到《新晚报》副刊担任“下午茶座”编辑，并撰写影评文章。

黄永玉回忆说：“那时刚解放，他(指金庸)呀，就穿个花衬衫到北京，找乔冠华他们，要到外交部工作，我们知道后当作笑话讲。其实他那是爱国和进步的表现。那时我们觉得他不懂事，一个党外人士，怎么可能当外交官呢!”

针对溥杰称中日关系恰如夫妻吵架、过一晚就好的说法，经历过八年抗战的黄永玉怒不可遏，愤愤然以毛笔写下一篇《狗杂种，溥杰》，刊登在金庸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

林徽因

林徽因经常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京派报刊上发表评论，并为《大公报》编小说选，上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鼎盛与林徽因的各种文学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无怪乎萧乾这样说：“她又写、又编，又评，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

林徽因与《大公报》渊源颇深，不但林梁夫妇曾为《小公园》设计新的刊头，之后林徽因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关系则更为亲密。《大公报.文艺副刊》于1933年9月创刊。1935年9月起由萧乾主编，扩大为每周4期，更刊名为《文艺》，由《文艺副刊》和改版后的《小公园》合并而成。《文艺》副刊红极一时，不仅拥有全国文艺副刊中最广泛的作者群，而且被誉为中国近现代着名作家的“文学摇篮”。林徽因自《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办那天起，就每一期逐篇细看，作为忠实读者常与主编萧乾探讨。她以《模影零篇》为总题创作的四篇系列小说《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全部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十周年纪念日，报社决定设立“大公报”文艺奖，表彰优秀文艺作品，开全国之先。《大公报》邀林徽因在《文艺副刊》、《文艺》刊出小说的基础上，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林徽因精选30篇小说，约24万字，为该书写了《序》，并对三十篇作品作了评点和总结。《文艺丛刊：小说选》由《大公报》出版部于1936年6月出版，1990年又由上海书店重印。

二月河，中国作协会员，南阳市文联副主席

这位被王岐山称为“知音”的作家在接受《大公报》访问时，表示：“腐败是‘糖尿病’，会使国家、社会变得极其脆弱。”借寓言谈反腐，并表示财产不公开和财政制度不健全助长了贪官的胆量。他还点赞香港的廉政建设，并称香港将对内地起到很好的模范作用。2017年7月带病参加“范长江行动中原行”结业礼。

2017年8月1日，二月河在“大公园”开设专栏“躬耕集”，取自《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文汇报

郭沫若，文联主席(第一至第三届)

曾任香港文汇报新思潮周刊主编，当年就是有他出面，召集当时在港的各界大家，为文汇报主编一个周刊或供稿，这才造就了香港文汇报很快形成了较大影响力。郭沫若当年也曾在大公报发表过很多文章。

茅盾，文联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文联名誉主席(第四届)、作协主席

同郭沫若一起，曾任香港文汇报文艺周刊主编。茅盾当年在大公报文艺周刊也经常发表文章。

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代表作之一《心防》就是以抗战期间徐铸成在上海主持文汇报并被迫停刊为素材，讴歌中国报人守护中国人的心理防线的事迹。

柯灵，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二、三、四届理事

抗战爆发后，柯灵先后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和《万象》杂志，后因迫于形势，转移至香港，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

大公报历史版面(1937.1.1)说明

历史上，大公报的 “文艺” 副刊名家荟萃、百家争鸣，以报章为媒，汇聚成一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复兴风潮。

曹禺的《日出》，甫一面世，便备受《大公报》瞩目，迅速引爆评论界话题，成为中国历史上引发热议的首部话剧。由 “文艺” 副刊时任编辑萧干主持，先后在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特辟专栏，邀约名家两度品评《日出》。其中，元旦日更是以整版篇幅聚焦《日出》，由文化大家茅盾、孟实(朱光潜)、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等撰文评论，阵容强劲，盛况空前。虽名曰 “集体批评” ，实则为文艺评论，从作品主题、人物、题材等方面，均予以肯定。

1937年2月28日， “文艺” 副刊刊登了曹禺的《我如何写<日出>》，以回应“集体批评” 中所提及问题，坦陈写作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并阐发其戏剧观与艺术追求。正是经由评论家与剧作家的有效互动，奠定了《日出》的经典地位。而有关文章，亦为研究曹禺提供了重要史料。1937年3月，《日出》与芦焚的《谷》、何其芳的《画梦录》，一道荣获《大公报》文艺奖，成为一时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