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就读预科时，由於受到其中一位中史老师薰陶，酷爱阅读明朝史书，当中既有清初儒者计六奇专论明末的《明季北略》和专论南明的《明季南略》，亦有民国初年由印鸾章编撰的《明鉴》；至於二手参考书，则有孟森《明代史》、黎杰《明史》、苏同炳《明史偶笔》、毛一波《南明史谈》、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黎东方《细说明朝》，以及谢国桢专论党社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上述除孟森在抗战期间逝世之外，其余即黎杰、黎东方、苏同炳和毛一波，都是在民国时代饮誉士林而随后迁台或赴港定居甚或穿梭美、台的学者，而谢国桢是这几位学者当中唯一长期留在内地教学著作的史家。不过，连谢国桢在内的上述书籍，当年均在 港、台出版发售，而这些书籍都是我少年时在港、台两地购得。

　　因利成便 研究党社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是我所读谢国桢的第一本书。这位在二十年代中受业於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而深得梁启超及诸位名家教泽（见本栏配稿）的学者，在三十年代初从日本回国后为某学社编书目期间，因利成便，把先前草编《晚明史籍考》时以手札形式记下有关明季党社的资料编写成一篇长文，并以此作为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大学讲授明清史的部分讲义。翌年，他把原稿大幅修订，特别是删除之前他自觉“煊赫”（谢国桢用语，意指词藻雕琢、行文华丽）的部分，然后刊行，取名《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一如书名所示，此书除首章“引论”及末章“余论”外，由第二章至第六章讲述万曆至顺治康熙年间的党争；另由第七章至第十二章讲述历代各地著名会社例如复社的情况；另将两篇与此书并无直接关连的文章即“明季奴变考”和“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附於书末。

　　谢国桢在书中“自序”明言，撰写此书的宗旨，是“因我昔年，读全谢山《鲒琦亭集》，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觉得明亡虽由於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於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在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

　　他继而在第一章“引论”表示：“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机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人民提起来都头痛。但我以为党争的发生，至少是一种人民自觉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人民自觉的进步。但要是诸党相轧，也有极大的危险……”

　　“明亡於党争”说法不正确

　　首先明白，谢国桢撰写此书时，眼见国家多难，社会不靖，而国民急需自我觉醒，士子理应救国匡民，所以他对於党争以至结社怀有既批判亦认可的矛盾态度，党争及结社固然带来破坏，但起码是民族自觉的体现。这种矛盾的说法，我辈后学，固然理解。可是，他在文内提出“明亡……由於党争”的评论，我们却无法苟同。党争固然妨害国家有效施政，但绝非导致明亡的主因。明朝政治长期混乱、善政难求的癥结，在於明太祖在开国后不久亦即洪武十三年藉着胡惟庸事件而废除宰相之职，导致皇权高涨而由於缺乏相权辅助及制衡，政治走上单人一权独大的不归路。

　　明末遗老黄宗羲（即黄梨洲）在他那本篇幅虽小但影响至深的政治论著《明夷待访录》内“置相”一节劈头便道：“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按：指太祖皇帝）罢丞相始也。”他继而指出：“……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是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由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

　　从政治学观点来看，黄梨洲这番君权与相权相济的见解，确实精闢独到。只要宰相一职每每由贤臣踵接，即使继承上一代皇帝的新皇帝不是明君，尚有贤相辅助并予制衡。宰相一职既罢，皇权独大但如果皇帝不是明君，国家就难求善政。有明一代，罢相后可以独自操持大局而施政尚算妥善的皇帝，只有明太祖和成祖，其他都是长於深宫之中的庸君，甚至昏君，而朝中的首辅虽然似乎是群臣领袖，但始终无名无实。

　　废相是因 党争是果

　　谢国桢在书内第二章“万曆时代之朝政及各党之纷争”内缕述发生於万曆年间的三大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始末及因此而引起的连番党争。不过，无论此三案成因如何，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明确反映皇帝虽然独拥政治权力但基於怠惰昏庸，根本毫无施政魄力。皇权高涨但皇者不贤又苦无贤相辅弼制衡，才是明亡的主因。激烈的党争，也只不过是这个主因所产生的恶果。谢国桢居然倒果为因，把党争说成明亡的原因，实在大有商榷之处。

　　不过，关於党争的史实，他在书内旁征博引，多所缕述。例如，崇祯二、三年之前尚未入阁而与东林党对敌的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入阁，周更担任首辅，并藉袁崇焕之事，加害举荐袁崇焕的钱龙锡，从而打击东林党。袁崇焕起初虽然得到崇祯赏识，并委以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之职，可惜他未及建立丰功伟绩，就擅自杀了毛文龙。崇祯亦因此误信奸计，处死袁崇焕。

　　周、温二人在处理袁崇焕以至打击东林党的口径虽然一致，但温体仁随后怂慂太监王坤和给事中陈赞化先后弹劾周延儒，致令周延儒丢官，而自己则获得崇祯信任，取代首辅一职。他身居要职后，随即剪除朝中的东林党人。然而，这种姑且可以归类为党争恶果的史例，终究肇於皇帝昏庸无能，而一如前说，党争断非明亡的主因。

　　民间会社有政治影响力

　　谢国桢在书内后半部全面讲述应社、复社、几社以及大江南北和浙、闽、粤诸社的活动情况。“党社”这个词语裏的“党”和“社”究竟有什麼实体分别？以最简洁的文字解释，党是见於朝廷的政治组织或联盟；社本该是见於民间而由士人按照相同艺趣共同组成的会社。不过，会社亦会因着艺术宗旨以至政治见解不同而对立，甚至互相倾轧。会社在民间互不相容的程度，往往无异於朝廷党争。

　　不过，这些植根民间的组织，并非没有政治影响力。明末著名的复社，世人称之为“小东林”，而这个会社居然可以聚集盈千累万的人，进行社会运动，连宰辅薛国观也因复社的因素而丢官，最终被崇祯赐死。

　　谢国祯在书内第七、八章叙述明末复社作为第一大社的成立背景、扩张经过及分散成小社的情况；至於其前的应社及与复社对立的中江社，亦有详细报道。单以复社而言，这个由张溥等人倡办的会社，取名为复社，是有鉴於“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倖弋获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按：执掌）群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复社。”（抄录自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朝臣拉拢复社　　培植势力

　　复社的社员，最初来自太仓一带，但后来伸延至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各地，“同志”（社内对社员的尊称）多达二千人以上。高峰期间，在崇祯二、三、五年先后举办三次大会，俨如现今的会员周年大会。以第三次在虎丘举行的大会为例，与会者众，连设於大雄宝殿的会议场地也容纳不了，而要分坐於附近的台、石。

　　为什麼复社可以在士人当中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呢？据谢国桢分析：“那时候复社的同志，像张溥、吴伟业……等，都成了进士，一般在朝的要人，也来拉拢复社，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另一方面，“凡是士子，只要进了复社，就有得中的希望……”谢国桢随后更一针见血，指出“复社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变成势利的场所。”

　　谢国桢在成书过程中多所考证，用功殊深，后学阅读时总觉史料丰富，引文详尽。不过，由於书内直接引录的史料繁複众多，反而导致文气不甚畅通，细读时确有迷路之虞。如果作者把抄录的史料经消化后以自己的文字写出来，而把每则史料的出处以“註”胪列於章末，那麼阅读正文时便会更觉畅顺。

　　全面评议明末清初学风

　　除了这本早年写成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写了不少关於这段时间的论文，但题材不一而足，既有经济民生，亦有文学史学，甚至野史笔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应邀将这方面的大部分论文结集成书，名为《明末清初的学风》，而这个书名其实是取自载於书内首篇文章的题目。

　　这篇研究明末清初学风的文章，写於一九六三年。文内有很多观察所得，值得后学鉴领。其一，他指出，以顾炎武为首的一班学者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至於推崇阳明之学的黄宗羲，亦改为强调王阳明“知行合一”这积极的一面；其二，文人对传统君臣观念大有反思。例如黄宗羲在前述的《明夷待访录》明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按：指皇帝的宗族）之兴止，而在万民之忧乐”；吕留良亦认为：“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唐甄更抑君褒贼，坦言：“四海困穷之时，君为仇敌，贼为父母矣。”（按：给民衣食者，是闯贼，断非君王）；其三，以顾炎武为首的士人，反对传统上看轻工商业的态度，主张注重农耕之余，正视并大力发展工商业；其四，处於清流的士人，对那些丧失民族气节而朝秦暮楚、认贼作父、侍敌为君的人，视作可耻。王夫之在顾炎武“行己有耻”的言论上，声言“从乎流俗而耻蕩然矣”；其五，在“经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士人须轻《易》重《诗》，并应由博通群经推展至旁兼诸子百家；其六，明末学者认为“六经之旨，当世之务”，於是重视考据之学，并且开启清代考据之风。可惜清代学者囿於政治环境，无法把考据变成“当世之务”；其七，在文风方面，除了讲究词藻华丽的钱谦益、吴伟业所竖立的一派，另有倡议诗文须樸实不矜、表述气节的一派，而这一派以吴嘉纪、杜浚为代表。此外，有吕留良主张写文章要有自己风格，不应套用别人格调，戒除模仿；又有方以智力倡作诗行文，必须发乎真性真情，而此等性情，须来自亲身阅历。

　　以上所述，仅属文章部分要点。后学宜应阅读全文，方得要领。至於书内的其他文章，例如《明清野史笔记概述》、《清初东北流人考》（按：“流人”指因罪而流徙的人）等文，均值得一读。

　　往各地图书馆寻古籍

　　提起读书，谢国桢固然读书极多。为了多读书，多查考，他先后走访各地多个大型图书馆，包括南京、扬州、苏州、常熟、上海、杭州、宁波、成都的图书馆，访寻古籍，翻阅典册，并且一一记录。其后应出版社邀请，编集成《江浙访书记》一书，初刊於一九八○年。

　　他走访过的图书馆，均有专章载述，而其间所翻阅的古卷，则以两三百至千余字一一记叙。此外，他在卷首写了一篇“江、浙、成都访书观感”，并於文内提及“几点的感触”，即（一）本来在宋元明已经视为珍贵的文物，到了清代，由於饱学之士多趋考据之学，赏鉴之风更盛；（二）方以智次子方中履著有《古今释疑》十八卷，内载天文算术科技。此书连同方中履弟子揭宣及亲友分别撰写的《揭子宣集》、《璇玑遗述》、《肄雅堂集》、《香浮园杂录》，对於研究方氏学派，有极大补足；（三）各馆所藏的清朝野史、杂记、方志、文集，均有助后人研究清史；（四）清初孙元騄《二申野录》，有助於科技史的研究；（五）编写善本书目的工作，必须做得妥善明确，以便用家查阅；（六）清代陈梦雷的《闲止书堂集钞》应予重印，盖因他就是康熙年间《古今图书集成》的纂修者。他的集钞，极有分量。

　　除了《江浙访书记》，坊间可以买到的谢国桢著作，还有介绍历代史籍及讲述史学研究法和相关学问的《史料学概论》、从明清史转而研读汉史而累集多年阅读所得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以及考证各方有关满洲从明初至入关前所存史料的《清开国史料考》。可惜本文篇幅所限，只好捐弃不谈。

　　写这篇短文，无非是期望史学后进，翻阅一下谢国桢的著作，从中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