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黄国彬是“《诗风》─《诗网络》”一派的代表人物

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作家的另一派别，是“《诗风》─《诗网络》”派。他们始於《诗风》（1972），延至《小说散文》（1978）、《新穗》（1981）、《诗双月刊》（1989），直至《诗网络》（2002），诗人包括黄国彬、羁魂、胡燕青、何福仁、陈德锦、锺伟民、王良和、洛枫、吴美筠等。与“《大拇指》─《素叶文学》”派一样，“《诗风》─《诗网络》”派也是香港本土派，不过他们较受诗人余光中影响，追求古典主义。如果说，“《大拇指》─《素叶文学》”派认为，香港文学的本土性就是表达本土民间的声音，那麼“《诗风》─《诗网络》”则认为，香港文学的本土性恰恰在於其开放性，能够融合古今中外。

黄国彬（1946-）是“《诗风》─《诗网络》”一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有一个发展过程，然而整体上形成了雄伟宏大的风格。在《香港文学》发表的诗歌有：《大白鲨：和布雷克的〈猛虎〉》（155）、《毗湿奴》（158）、《余光中的大品散文》（169）、《驭光超光》（散文，172）、《伊阿戈心屋》（210）、《金字塔》（216）等。他浏览世界，如埃及、印度、日本等，体验人类古代文明的璀璨。他惊叹金字塔，“十万人，三十年不停工作，／怎能準确如斯？／像冥冥中的一盘棋，／移动棋子的手，容不下偶然／是什麼样的指挥，牵引／十万个乐师，三十年内／叫二百三十万个音符，／在沙漠上空／汇成磅礴的交响曲？”他还喜欢追求速度之快，并为自己超越了济慈和李白的理想而自豪。1977年他乘坐特快火车自广州去上海，这所谓“特快”，其实只有七八十公里时速，普通人会为这漫长的路程而抱怨，黄国彬却感觉到“几十个钢轮三十六小时滚动不息”“在华南、华北的浩瀚中疾驰时，大有霹雳施鞭之慨。”为此，他刻意去日本乘坐新幹线，就为体验人类新的速度（《驭光超光》，172）。

羁魂（1946-）和黄国彬同龄，港大毕业后同创《诗风》。不过，他的资历很老，1964年，他就与六位友人在蓝马现代文学社出版诗集《戮象》。1971年，他在台湾万年青书廊出版了个人第一本诗集《蓝色兽》。从《诗风》到《诗双月刊》再到《诗网络》，羁魂都是创始人，堪称元老。他感叹自己的诗歌历程：“从早期捧诵冰心、力匡，到后期研读洛夫、周梦蝶，有时自己也怀疑所领受的，可就是‘灼见真知’？而从《蓝色兽》到《三面》，多年心血的结集，又换回多少回响？”需要提到的是，影响羁魂诗歌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古典文学。他在港大主修古典文学，硕士论文做的是朱熹的《诗集传》，因此喜欢在诗中运用古典词彙和意象。这种“中西沟通”，正是《诗风》社的共同追求。他在《香港文学》上写了不少仿古题材，如《过惠阳东坡纪念馆》（22）、《星马诗抄．孔夫子像》（48）、《走过长城的旧鞋》（206）等，诗歌基调不再像过去那样雕琢，而已经变得明朗雄浑。《过惠阳东坡纪念馆》有云：“曾憧憬那一瞬横江何等傲豪／谁料纪念馆前／你悄然屹立的肖像只削割出／满眸落寂一脸清癯／噢，东坡／遥想当年／一放千里真是个不要的逍遥／鬱故为豁达的鬱怨？”有的诗句甚至於轻鬆幽默，“还没来得及向您瞻仰／就逗起雨滴／连跑带奔我们避进附近的石舫／颐和的憧憬怎麼也泛升不起”。不过，对於《诗风》派偶像余光中，他一直崇拜不已。在天星码头偶遇余光中，羁魂就忍不住要表膜拜，“挽住万古愁您双肩”“漫漫静夜，独您始终坚持／以清炯的眼神峥嵘的额角／见证／或圆或缺的天机”（《迎月夜：与余光中先生候车有感》，59）。

胡燕青（1954-）刚登上诗坛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在《诗风》上发表的第一首诗，是她以“北岳”之名在1972年9月1日《诗风》第4期上发表的《战后》。仅仅隔了一期，黄国彬就在《诗风》第六期上以“凝凝”之名发表了评论《北岳的〈战后〉》。在这篇文章中，黄国彬对於胡燕青的予以了不无夸张的表彰。胡燕青的经历与众不同，她出生於广州，八岁偷渡到香港。她自叙从小与港人所读的书不太一样，看的是《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等英雄主义的书，“一直被宏大的主体吸引，大概也是因为八岁以前在国内培养出来的价值观。”正因为这种背景，胡燕青意外与余光中和黄国彬相遇了。对於中国文化的爱好，对於英雄主义的嚮往，对於阔大形式的追求，这些都是胡燕青与《诗风》的共鸣之处。胡燕青开始登上诗坛时，诗风追求阔大，这典型体现在她的长诗中。1980年她写下长诗《惊蛰》，1985年她完成八百行长诗《日出行》，都受到余光中和黄国彬等人的影响。不过，胡燕青的后来有了变化，她1983年结婚生子，以及后来成为基督徒，这些都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平凡和渺小，思想有了转折。1987年，她在《香港文学》发表《春天的破衣下——〈日出行〉后记》（35）时，就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变化，“此前的一段日子，我在风雨中打滚，虚荣而狂妄，以为至境不远。”“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改变了。”“许多昔日的执迷都流失了，消解了。”“我的诗风和诗观，渐渐和他（余光中）的有了颇大的分别，那是文化、生活和信仰上的差异。”从《美孚印象》（172）十首诗看，胡燕青的诗忽然变得自然明晰，笔调轻鬆，“穿凉鞋的父子，彼此用劲拉扯／爸爸要喝珍珠奶茶，孩子不肯／最终还是在玻璃墙内／并肩而坐。广场上／走过一个薄衣老人”。当然这些诗还不能代表胡燕青后期的诗风，她的多数诗，如《纸下的纸》（174）《绕过》（175）《九龙塘站》（178）等，语言和意象的密度还是蛮大的。总得来说，胡燕青对於诗歌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以前她觉得诗歌需要奋鬥，需要修饰，现在她则觉得自然表达就好。

陈德锦（1958-）生於澳门，1970年来港。1978年，陈德锦获得第五届青年文学奖新诗组冠军，崛起於香港诗坛。正因为如此，陈德锦对於“青年文学奖”很有感情。1982年，他与陈锦昌等人，在青年文学奖作者的基础上，成立“香港青年作者协会”。1984年5月，他们创办了协会会刊《香港文艺》，由陈德锦主编，第四期后由唐大江主编。《香港文艺》第一期就登载了“黄国彬专辑”，最后一期刊登的是送别余光中离港的“余光中专辑”。可惜《香港文艺》存在时间不长，至1985年12月第六期就结束了。以“黄国彬专辑”始，“余光中专辑”终，可见陈德锦的同人意识还蛮强的。早在1978年陈德锦获第五届青年文学奖，《罗盘》就认为他获奖原因之一是受到了余光中的影响，“余派”一说从此而出。的确，在1984年《诗风》停刊以后，陈德锦迅速恢复《新穗诗刊》，自觉传承《诗风》流派。1985年，余光中离港回台，陈德锦专门写过一篇《流着香港的时间——记余光中惜别诗会》，表达对於后者的依依不捨。

陈德锦1978年获第五届青年文学奖的作品，是一百三十一行长诗《乐与怒》，这是一首表达他与现实和历史对抗的抒情长诗，气魄宏大，表达“中国啊，中国，不是你，是谁迫疯我们”的主题。这种历史纵横的诗句出自年轻的陈德锦的笔下，未免造作。他的诗风后来有了变化，他不再刻意追求诗歌“在公共空间中流动”，而是“书写个人空间”。《香港文学》创刊后，陈德锦非常活跃，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如《宝藏》（20）、《双行线》（15）、《渔家》（29）、《远航》（32）、《爱巢》（36）、《城市诗钞》（40）等。在这些诗歌中，陈德锦已经不再空洞地抒情，而是将目光转向自然、动物、码头、街道等城市意象，以心绪和意象出之，应该说诗风更加沉潜。

王良和（1963-）生於香港，父母却是绍兴人，在家裏说家乡话。中学的时候，王良和学朱自清的笔法写文章，被《香港时报．学生园地》刊登。参加香港当时最有影响的青年文学奖，却屡屡落选。他去参加“投稿者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余光中、黄国彬、蔡炎培等人和其他参赛者，“他们问我看什麼书？我说朱自清，他们看的却是痖弦、郑愁予、西西、也斯。这开了我的视野，我跟着他们的推荐买了余光中的《白玉苦瓜》，痖弦的《深渊》，陈之藩的散文等等，才知道他们的诗文比我之前看的朱自清、冰心要高超得多。当时觉得有两种作家，一种是余光中那样文字比较华美的，一种是《大拇指诗刊》那些本土作家那样比较樸素的，后来两边都有给我营养，那时候没有什麼派别之分。”这段回忆很值得推敲：一，王良和初学朱自清，说明他虽然出生於香港，然而受到文化南来影响；二，是余光中、黄国彬等人使他发生了转向，风气所及，觉得他们较朱自清、冰心要高明很多；三，他直觉到了当时香港文坛的两个派别：“余派”和“大拇指”派。王良和认为自己并无派别之分，两边都接受营养，这也许是他当时的认识，但他后来确实被吸引到了余派的风气之中。

王良和异常聪明，接受事物很快，他接着在1981和1982两年获得青年文学初级组第二名和第一名。他入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成为余光中的学生。余光中的影响，后来成了王良和的心事，为此他另投名师，找到了里尔克和罗丹，学习写作存在主义式的咏物诗。王良和开始较多在《新穗诗刊》发表作品，据陈德锦统计，王良和在《新穗诗刊》计发表诗歌十六首，数量位居第一。《香港文学》创刊后，王良和发表的诗歌更多，计有《枪决之前》（19）、《通过海底隧道》（26）、《落柚》（33）、《搜索者》（37）、《龙洗》（39）、《梦柚》（46）、《猫》（53）、《槐花盛开的时候》（61）、《站在一条街道的中央》（75）、《松鼠》（85）、《寒夜读诗》（90）、《白鹭》（94）、《寻找建构后现代房子的人》（96）等等。在余派诗人中，王良和的诗没那麼激烈，而是较为平和。从王良和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风》派诗歌是如何自我突破和延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