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日，毛主席在北京紫禁城西北角楼。\新华社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新中国开国领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精湛造诣，因而深沉地热爱自己的民族和祖国，使他们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都能看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也因此，他们始终以中华传人自勉、以保护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文明结晶和宝库的故宫博物院，倾注了厚爱与信任。\姜舜源（文、图）

　　一九一一年，当时年仅十三岁的周恩来，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一九三五年，毛泽东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平津战役 保护故宫

　　一九四八年底，辽沈战役胜利，人民解放军同时围攻北平。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和孤立了北平，完全可以克敌制胜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故宫，保护北京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决策。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积极准备攻城部署给平津前线总前委聂荣臻等负责人的电报》中指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蹟。你们务使各纵队首长明瞭并确守这一点。”

　　毛泽东曾风趣地把进北京城比作“进京赶考”。毛泽东的命令，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人，自觉肩负起保护、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大任，付出再大代价，也要保卫故宫和以故宫为代表的中华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首先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和《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这两部保护历史文物的法令，接着颁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令。

　　毛泽东与故宫博物院有一段特殊渊源：故宫博物院创始人、首任院长易培基，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国文老师、最敬重的师长之一。易培基任该校校长期间，除聘请毛泽东担任该校附属小学主事（校长）以外，还支持湖南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新民学会，学校每年拨款五百银元作学会的活动经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说：“易培基是我的恩师，他是个好人啊，帮过我好多忙。”另外，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曾随其恩师杨昌济到京，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北大校舍即今故宫神武门东的五四大街“红楼”，毛泽东当时住在景山东街吉祥所胡同。一九三六年在延安，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故宫留给他的美好记忆。

　　获赠文物 直拨故宫

　　故宫博物院有一些文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收藏家，以呈送毛泽东的名义捐献国家的。毛泽东都是当即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转送文化部文物局交故宫博物院收藏，像著名收藏家张伯驹所献唐代李白《上阳臺》帖；但有一些是友人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只要是文物，毛泽东就指示送交故宫博物院，像“船山学社”友人姚虞琴所赠王船山手迹《双鹤瑞舞赋》、友人蒋泽霖所赠清初钱东壁临《兰亭十三跋》。

　　《上阳臺》帖是唐代大诗人李白传世唯一手迹，书风纵逸奔放，笔墨苍劲古朴，字形厚重变幻，笔意连绵不绝。

　　王船山，即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王夫之，湖南衡阳人，船山是他的字或号。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和思想路线，就是在继承和发展王夫之等古代思想家基础上提出的。清初南方各地抗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王夫之作《双鹤瑞舞赋》，对“三藩”之一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广西将军孙延龄，起兵“胥匡中夏”寄予支持和期望。姚虞琴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画家，浙江余杭人，早年在长沙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时，也曾在“船山学社”研求学问，因此二人是社友。日寇占领期间，姚虞琴以卖画为生，画兰不带土，以寓国土沦陷之意。新中国成立使他欣喜万分，将自己珍藏的这件寄托爱国思想的墨宝，交由友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叔通先生转赠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这件法书，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交给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他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十二月十日，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致信，“主席：你写给郑振铎局长的信及王船山墨蹟一卷，均早收到，……墨蹟已请专家鉴定，确係真迹。现已将此卷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以备陈列。”随手写成的信件，没有官样文章；主席交下的东西，竟也要鉴定。领袖与部下之间没有距离感。十二日，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道：“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希望不要宣传自己。

　　三临城上 流连往返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中央保卫局给故宫博物院保卫科一个电话，通知说毛泽东要来故宫。不一会儿，两辆小汽车开进了故宫神武门。毛泽东从小汽车里走出来，身着灰色呢子衣服，脚穿白底布鞋，手拿一根小竹竿，就上了神武门东蹬道。登上神武门城楼，见到城墙上长的苜蓿草时说：“这是苜蓿吧，是好东西。”另据故老相传，故宫的苜蓿是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元大内时，由蒙古草原引入北京的。在神武门城楼上，毛泽东浏览了故宫全景，然后沿城墙向东走去。经过东北角楼，转而沿城墙向南，来到东华门城楼，在那停下来休息。毛泽东和同行的同事及陪同的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一边吃橘子，一边交谈。毛泽东问了院里机构设置，各部门分工情况，又问韩炳文的文化程度，当听到他是小学文化，毛泽东鼓励说：“那还要好好学文化呀！”走到午门，毛泽东参观了设在那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出土文物展。此次参观前后为两小时五十五分钟。从午门城楼下来，天色已晚，他向大家挥手告别，乘车返回中南海。

　　隔了一天，五月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故宫，车进午门，登上午门城楼，继续参观午门城楼内中国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前后历时一小时三十分钟。

　　五月二十日下午五点，毛泽东第三次来到紫禁城，车进神武门，由神武门西蹬道登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西走，至西北角楼。毛泽东在此留下了珍贵的照片。毛泽东满面笑容，眺望紫禁城宫殿。此时夕阳西下，琉璃瓦顶金光闪烁，红色宫墙流辉四溢，景象浩瀚壮观，诗人毛泽东定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从西北角楼向南，过西华门，经西南角楼，从午门城楼下来时，已是晚七点。他还想参观宫殿之内和文物展厅，但由于当时院内没有照明设备，没能继续参观。后来，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专门准备了灯笼等照明设备，向主席办公室去电话，欢迎主席在任何时间来故宫。然而，从那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时间来故宫。

　　礼尚往来 得益前贤

　　毛泽东给故宫送藏文物，也向故宫借阅书画，每次借阅，都有清单，并及时送还。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回忆，毛泽东酷爱字帖，让秘书把他所有的字帖都集中起来放在身边，“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一九五九年十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二十件字画，其中八件是明代大书法家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故宫至今保存着两份毛泽东借阅古书画的目录，一次是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由中央办公厅陈秉忱经手，借阅书画二十件，这与逄先知的记载相符；另一次是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由田家英接洽办理，借阅书画二十六件。这两次所借均为明清两代名人佳作。毛泽东于绘画，喜爱山水花卉；于书法，喜爱草书，其草书作品大气磅礴，深得历代名家之神韵，而又体现出伟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结出的文化硕果。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