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著，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下图：明快打字机的键盘。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评介

　　龙年春节期间，“龙”的翻译引起广泛关注。2024央视春晚吉祥物“龙辰辰”的官宣英文名是“Loong Chenchen”；CGTN在报道“新春龙舞挑战赛”活动时，把“龙年”译为“Loong Year”。loong还是dragon？折射出中文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美]墨磊宁著，张朋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这本书从资讯技术的维度研究了古老的汉字在现代世界的跋涉与命运。

从北京奥运会入场式说起

　　《中文打字机》是一本严肃的史学或汉学著作，曾于2018年获费正清奖，本书征引资料极为浩繁，写得却十分切近当下。作者选择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各国代表团的入场顺序作为开篇，逐步引出论题并深化分析。

　　北京奥运会是史上第一次不按照任何字母顺序组织各国及地区的代表团入场的奥运会。根据奥运会的规则，主办国有权按照主办国语言的字母顺序组织开幕式的入场式，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首次采用非西方的字母顺序，以韩语字母为序；二十年后的北京奥运会则让西方解说员们彻底乱了阵脚，因为中文没有字母，各国代表团以国及地区名的汉字笔画确定入场顺序。用书中的话来说，“中国选择用自己的‘道’来实现希腊的‘逻各斯’。”“100多年来，世人眼中的国际奥委会规则只是看起来广博而包容文化差异，或者说是普适的。而到了2008年，国际奥委会规则的伪普适性终于暴露出来。”中国被规则“允许”按照中文字母顺序安排入场式，问题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文字母”这个东西。

　　书中指出，中文书写与国际奥委会规则之间的矛盾并非孤立事件，“不论是莫尔斯电码、盲文、速记法、打字术、莱诺整行铸排（Linotype）、蒙纳单字铸排（Monotype）、穿孔卡片存储、文本编码、点阵式印刷、文字处理、美国资讯交换标准代码（ASCLL）、个人电脑处理、光学字元识别、数字排版，还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出现的其他各种资讯处理技术，这些系统最初都是基于拉丁字母开发的，尔后逐步‘拓展’至非拉丁字母乃至非字母文字的中文。”当这些资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往往自带“普适性”光环，却把使用人口众多的中文排除在外。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对这一现象冠以“语言帝国主义”，因为这种对立反映的不仅是东方与西方抑或欧洲与亚洲的问题，而是文字类型的差异，只要一种文字的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无意义的语言成分即“虚义”（cenemic），上述“普适性”就能成立，如果相反，一种文字如中文属于“实义”（pleremic），“普适性”就崩溃了。

　　从19世纪初开始，中文便被卷入了全新的全球资讯秩序之中，却因为是非字母文字而显得格格不入。1913年的《中国留美学生日报》上就有文章指出，“打字机乃适乎英文之发明”。在近代中国的激烈变革中，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提出过改革甚至废除汉字的主张，但直到今天，汉字依然存在且构成了中文资讯技术世界的语言基底，汉字在电子媒介广泛存在且增长惊人，外国人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习的兴趣不断上升，“中文前所未有的成为一门世界文字”。这是如何做到的？本书引导我们把目光投向现代中文资讯架构的建设者和使用者，他们是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却为汉字的检索、分类、编码等作出了不懈探索，最终创立了中文电码、中文打字机、中文盲文、中文速记法、中文资讯处理技术、中文光学字元识别技术、中文电脑、中文点阵式印刷技术等，为中文走向世界奠定了最基础的条件。

　　中文打字机的探索者

　　如果用西文打字机的原理来想像中文打字机，后者很有可能被看作一个笑话，而这其实是作为单切换键盘打字机代表的雷明顿打字机征服世界的结果。当这种独特的打字机成为世界上各种书写系统的衡量尺规，在一元化的“雷明顿”世界里，中文打字机只能被看作一个有上千个按键的荒谬怪兽。

　　书中指出，打字技术的全球化与技术语言一元化的崛起一道深刻影响了对文字、技术和现代性的文化想像。于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被排列成一个复杂的“光谱”，一端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英文，在它附近的则是只需要改换英文打字机的键盘和键面的语言，比如，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字母表与英文字母表高度重合，顶多只需按照各自语言的字母频率将键盘上的字母布局略加调整，俄文的调整要求稍微复杂一些，需要把键盘改造成包含33个字母的西里尔字母键盘。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则因为改造难度更大而处于光谱的另一端，从右向左的书写方向，也令工程师们感到棘手。不过，到20世纪中叶，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的全球化深刻影响了那些被它吸纳进其不断扩大的家族的书写系统，有一种世界文字却没有被征服，这就是汉字。于是，汉字遭到了“一场冷酷无情的、全方位的围剿──一种从技术语言层面排斥中文的行为。从这时起，需要为中文打字技术之‘不可能性’负全责的是汉字，而不再是单键盘打字机本身的任何局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造一台中文打字机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在于使中国人的办公习惯跟上时代，更重要的是，面对各方对中文的“审判”，这样一台机器能够成为中文符合现代性的有力证明。书中介绍了这条路上的多位探索者，其中包括1841年出生在纽约的传教士谢卫楼，以及庚款留学生周厚坤。前者旨在发明一种文书机器，使他在写中文时不必依赖中国助手，后者则是为了祖国和母语的现代化。他们研发打字机的基本原理都是统计出汉字常用字作为打字机的字汇范围。1914年5月，周厚坤完成了第一台原型机。与此同时，在纽约大学留学的福州人祁暄引入拼字法发明了另一种中文打字机，即在常用汉字外再纳入一套汉字部件铅字，供打字员组装拼写出一些不常用的汉字。这两种路径各有利弊。遵循常用字的思路必须找到“基础语汇”，而其标准难有共识；拼字法倒是可以平息这方面的争论，却要以“部首”破坏汉字笔画和书写字美，而批评者认为，“殊不知同一部首也，于各字体中，不特大小异，形状异，并地位亦异。”到了1919年，商务印书馆的舒震东在周厚坤技术路线的基础上获得了第一份中文打字机专利，他的打字机最快速度可达每小时2000多字，且可以搭配复写纸使用，一次打出多份档。

　　汉字突围的百年历程

　　如果说从周厚坤到舒震东，打字机证明了中文与现代性的相容性，林语堂则为中文在现代世界站稳根基作出了更重要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他发明了第一台具备打字机要素──键盘的打字机，这台被命名为“明快”的打字机不同于周厚坤、舒震东、祁暄等人的方法，通过将汉字打字过程转化为搜索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机械书写的运作方式。“在历史上首次将‘搜索’与‘书写’结合起来，预告了如今中文里被称为‘输入’的人机交互模式”，而这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讯技术市场和活跃的社交环境的基础。

　　艺术家徐冰在本书序中说，世界上主要语言发言都是黏着语或屈折语，说话是一串一串的，词性由音的变化来规定。唯有汉语（也包括中国个别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孤立语，单音节发言，这让中文成为一个音对位一个字元的体系。汉字是象形文字，而世界上许多原始文字的雏形都是象形的，但由于发音的变化，只能发展成拼音文字的形式。汉字保持了“方块”外貌，与其他所有文字区别了开来。这也是汉字无法融入以“雷明顿”为代表的全球打字系统的根本原因所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今天的我们已经对中文打字习以为常。本书再一次提醒我们，中文的现代性面临着两难抉择：是模仿字母世界形成的技术语言现代性，还是走一条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发展道路？

　　其实，需要抉择的又何止汉字或技术。汉字的突围历程不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发展史的生动侧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