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左）马识途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小说、诗歌、散文20多部共500余万字。（中）《夜谭十记》，马识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右）

《夜谭续记》，马识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3月28日，著名作家马识途与世长辞。王蒙曾说马识途“是中国文化的吉兆，是人瑞，是中国的国宝，是四川的川宝，是作家协会的会宝。”诚哉斯言。先生享年110岁，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以一生志业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读不完的大书。

　　在马识途亲历的百馀年风云变幻中，有两个关键词至关重要，一曰革命，二曰文学。革命离不开文学之鼓动，文学少不了革命的主题、题材、思想和情感。马识途出生于1915年，正是“文学革命”风起云湧的前夜，作为文学家和革命家，他的一生始终伴随着革命与文学的交响。

　　革命与文学的人生交响

　　马识途曾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申请书上，他签下了“马识途”而非本名马千木，取意老马识途。1941年，马识途遭到国民党特务四处追捕，走避昆明，化名考入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四川工作，政务之余，进行文学创作。传奇的革命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1959年，马识途从自身经历取材，发表《找红军》《接关系》《小交通员》《回来了》等刻画革命者的小说，后结集为《找红军》短篇集。1960年，马识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先在报刊上连载，196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开印就是二十万册，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马识途写了《我与新中国》，追忆五六十年前的创作情景时：“写作打开了我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活虽然已经过去，但它铭刻着苦难艰辛的历史，积澱着革命者的智慧与意志，闪耀着无数人的理想与信念，这些都不会随时间而逝去，也不该被我们忘记。它是我们的来路。更何况，那些熟悉的、牺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来到我的梦中，和我谈笑风生，叮嘱我、呼唤我、鼓励我……一种感情在催促我，让我欲罢不能。我知道，让他们在我的笔下‘重生’，让后来人知道他们的信念与精神，是我的责任所在。”马识途以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有不少，比如，1987年出版的《京华夜谭》写的是中共地下党员打入敌人内部的斗争事迹；1992年出版的《雷神传奇》则展现了大巴山地区的农民英雄、中共地下党员同地主恶霸的生死搏斗。在这两部小说的创作中，马识途着力强调雅俗共赏的趣味，借用评书式的语言、章回体的形式，讲述故事，阐明大义。

　　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对于马识途而言，写作不仅是生活方式，而且是存在方式。深入写作之境的马识途，作为革命参与者和作为革命书写者的两种身份合二为一，真实性和文学性在他的作品中水乳交融。岁月沉淀的激情更加醇厚，历经沧桑的信仰愈发坚贞。从革命中走来、在文学中永恒的马识途用他的笔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饱浸激情和信仰的革命信史。这是一片弥足珍贵的精神家园，步入其中，我们读到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大丈夫的赤血丹心，还有知识分子的凛然操守和文学家的浪漫情怀。

　　左右开弓的大作家

　　马识途一生笔耕不辍，擅长多种文体创作且成就卓著，如一位双膀皆能开硬弓的好汉。201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新版《马识途文集》多达18卷，其中包括独具特色的讽刺文学。谈及这部分创作时，马识途曾说，“我就是喜欢冷静地、用事实本身进行讽刺和幽默，而且一直在追寻这种东西。”就在《清江壮歌》《找红军》等广受好评之时，马识途的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等同样脍炙人口。这些小说汇集为1996年出版的《马识途讽刺小说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华而不实、不学无术、投机钻营、小市民习气，皆在马识途针砭之列。用他的话说，“那些已经丧失了价值却又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思想、旧人物，总要酿出许多荒唐的笑料来”，“中国有许多惰性的文化和思想沉积，成为我们民族沉重的包袱，如不加以无情地清除，我们就不能前进。”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最熟悉的马识途作品或许是《夜谭十记》。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姜文将其中的《盗官记》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不过，抛开电影“引流”不论，读一读《夜谭十记》依然会被它吸引。这部小说以旧中国衙门里的10位穷科员为主人公，他们结成了“冷板櫈会”，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吹野狐禅。“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禁烟记”“沉河记”“亲仇记”“观花记”“买牛记”“军训记”10个故事，上至浮华官场的勾心斗角，下到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俨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三教九流的众生相。马识途的笔力是在革命斗争中锻造的，又融入了川文化的辛辣味，写人状事如利斧砍木、冲刀凿石，利落明快，语言诙谐幽默，议论讽刺，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用中国话写中国的故事

　　同为革命者而兼文学家的韦君宜从六十年代负责这部作品的组稿催稿。她在评论中说，书中的素材是马识途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搜集来的，其细致刻画处又显出当代人的特点。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小说看似轻松，实则寄托了作者的大心血。她高度肯定小说的“民族形式”时，并提出这既不是指“且听下回分解”的章回体手法，也不是指塞进大量方言土语，“而是那富有故事情节的，段段都有悬念的，叫人拿起来放不下的形式，描写叙述都极简洁，水分很少的形式，是为我国的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一种形式。”著名作家阿来也认为，马识途在《夜谭十记》中“找到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这部作品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韵味。”马识途确为深谙民族审美心理的作家，而究其根本，则在于他对文学使命的自觉和担当。唯其如此，他才对读者念兹在兹，时刻考虑作品的接受及社会效果，努力铺设文学通往读者，并引导读者经由文学抵达真善美的路径。

　　马识途先生的作品除了小说，还有剧本、杂文等，说来惭愧，我所读不多。不过，在我做编辑的那几年，有幸策划过对先生的一次专访，这便是由四川社科院孙婧采写的《当代中国文学的来路与走向》，刊发在我当时供职的《中国文艺评论》的2018年第1期上，彼时先生已过了百岁华诞，挂在心头的依然是中国文学的前途，特别是以传统主流文学为代表的雅文学和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如何实现雅俗合流的问题。他提出，“一种雅俗共赏、老少皆宜、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学”，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努力的方向。他谆谆告诫，“为政治服务，为金钱服务，这都是文学之害。”对于体现于文学技巧的西化倾向，以及一些作家好用让人看不懂的“倒装的句子”，马识途忧心忡忡，提醒要注意文化霸权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声疾呼当代作家用中国话写中国的故事。先生这些关于中国文学方向的执著追问，必将和他的优秀作品一样，为后来者提供前行的路标与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