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李修文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个奖项。\受访者供图

　　2024年5月，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推出他的长篇新作《猛虎下山》。在这部小说中，人变成了猛虎，再来反观世界，反观过去的自己。应对命运的遭际，猛兽与“我”，肝胆相照，抵达人生的辽阔之地，正如小说所说“肉骨凡胎，总要活在人间”。

　　这是时隔十五年，李修文再次推出长篇小说。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作家往往不只是一个转述者和还原者，也是问题的处理者，要处理如何活着的话题。而万物格我，我也格万物，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大公报记者 张帅武汉报道

　　《猛虎下山》以20世纪90年代末为背景，讲述镇虎山下炼钢厂改制转轨的故事。炼钢厂被收购后，小说主人公、被工友和老婆孩子看不起的中年炉前工刘丰收必然在下岗名单之上。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在厂区再现的下山猛虎叫停了厂里流窜的失业“老虎”。厂长决定重赏招募打虎勇士，报名者可免除下岗。

　　刘丰收主动请缨，借着酒劲独自上山“打虎”，结果酒醉一场只留满身伤痕，为了交差，他以一夜间长出的白发伪装成白虎毛发，谎称与吊睛白额虎搏斗了一场。刘丰收成了打虎英雄，厂长赋予他选人组建打虎队的权力。而随着时间流逝，“老虎”的存在逐渐受到质疑，刘丰收在对老虎的期盼中日渐疯魔，幻象丛生。被全厂围剿的下山猛虎，真相扑朔迷离。

　　隐喻真实时代事件

　　人与虎，猎物与狩猎者，双方从对峙到周旋再到互相吞噬。在绝对的困境当中，在绝对的孤独面前，人才是世间最大的魅。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称，《猛虎下山》里关于猛虎的巨大隐喻，让他联想到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用一个巨大的虚拟结构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时代事件，是它们的共同点。

　　李修文对大公报记者介绍，写《猛虎下山》这部长篇，陆续用了七八年时间。写作之前，他专门去了贵州的水城钢铁厂，这是一家曾为备战备荒而建设的工厂，过去轰隆作响的车间，现在变成荒草丛生的废墟。他跟钢铁厂的老工人喝酒聊天，酒醉之后，既听他们吹牛皮，也听他们讲述生命的辛酸苦乐。

　　到贵州水城钢铁厂采访，李修文每次都会带一把尺子，精确测量车床到车床之间的距离。之所以这么做，他说年轻时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有想像力的人，好像足不出户也可以靠想像力来写故事，但是每个作家的气质不同，对于他，仅凭想像带不来那种“飞蛾扑火”般的来自真实世界的写作驱动力。

　　顾随先生说，陶渊明之好，好就好在“身经”，意即能自己下手，就绝不旁观。李修文要求自己的创作就是“身经”，拿出力气来，用自己的身体去经历，而不是隔岸观火，“在活里写，在写里活。写什么人，就去眼见为实；写什么地，就去安营扎寨。”

　　“对我来讲，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是不能确信写作到底是否抵近真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足为道，但如果未能抵近真实，会让我特别沮丧。”李修文称，作家强调“身经”并不是矫情，而是能够让他站在“他们”中间写作，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并以心换心，达到某种“通感的看见”。

　　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猛虎下山》着墨了诸多勾心斗角情节与争夺、暗算、谎言等各种人性中不堪的部分。作者之意并非否定看起来泥沙俱下甚至不洁的人，恰恰相反，他觉得人生如丛林，每一次“猛虎出没”都是人生的挑战，那些有些疯狂的不洁之人，因为要活着，反而在试验人的边界，毕竟“肉骨凡胎，总要活在人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刘丰收的故事，无非是以万物为猛虎，这样一个人物身上最让人触动的是一种生存的徒劳，许多对生命的热情都循环往复，最终又归于竹篮打水。但同时，无论是多么徒劳，它都构成生存于世的主体，面对每一场具体的战斗所付出的心力，以及在其中所受的损耗，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独特的存在。”在李修文看来，每个人都有必须面对的命运，它来了，你就走不掉，必须面对。而为了活着，猛兽与“我”，肝胆相照，共同抵达人生的辽阔之地。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刘丰收”，在采访中眼见所得的感受，给了李修文强大的叙述动力。他去过许多荒废的工厂，这些工厂跟内地其他地方反复经历的过程差不多，今天改制成这样，明天改制成那样，但事实上没有什么用，“最终，它们只能偃旗息鼓，而当年绝大部分的工人变成了‘失踪者’，在时代的烟尘笼罩下消失。”

　　李修文透露，很长时间里他曾对写作非常灰心，怀疑自己写不好眼前见到的生活，没有能力写出一个像孙少安、孙少平和福贵这样在文学中有名有姓的人，所以有很多年没有发表作品，但实际上还是一直在写作，包括这部《猛虎下山》，它的出发点还是想写出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当我有机会听这些被时代烟尘笼罩的‘失踪者’像白发宫女一样讲述‘前朝旧事’，我还是能够跟他们深深地共情。跟他们深入到一起，你才知道，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各自携带着一部部史诗。”李修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