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吐露港。

　　站在香港吐露港（古称“大步海”，又名“大埔海”）礁石上，马上能够感觉鹹涩海风裹挟着千年前的呜咽。公元九六三年，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后主刘鋹在此设立中国历史上首个专业化采珠军事机构──“媚川都”，这支由八千名“采珠军”组成的特殊部队，编织了十世纪奢靡的珍珠王朝，也揭开了香港海域首次系统性资源争夺的序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珍珠的国家之一。据《尚书．禹贡》载：“淮夷宾珠”，明明白白说明中国采珠历史早在四千年前的夏禹时代就已开始。淮河在古代就产淡水珍珠，当时还将珍珠定为贡品。珍珠因其稀有性和珍贵性，被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像皇帝的冕、嫔妃的簪钗、大臣的冠帽、大殿的珠帘等，都有珍珠装饰的踪影。《格致镜原．装台记》中，更是记载了周文王用珍珠装饰发髻的史实。另外，在《诗经》《山海经》《尔雅》等文学作品中，也有珍珠的相关描述，更有“珠圆玉润”、“掌上明珠”等成语和典故，均体现了珍珠的珍贵和美好。

　　正是由于古人对珍珠的热衷与向往，民间诞生了一种名叫“珠民”的特殊职业，从业人员主要是居住在沿海，以船为家、以采捕为业的渔民。香港的采珠行业始自南汉。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刘氏政权以岭南沿海为经济核心，将大步海划为皇家采珠禁地。大步海位于新界东北，是香港内海，旧地图中作沱罗港、陀罗港，因为这个地方位大步旁，故称大步海。大步海一带水域，古属媚川都，此地因盛产“南珠”而闻名，此地珍珠品质，远超其他海域。

　　根据《东莞县志》载，媚川都年采珠量高达“四千斛”。其中，极品“龙睛珠”专供皇室，南汉后主刘鋹以珍珠装饰宫殿，“梁柱帘箔皆嵌珠玑”，用珍珠铺就“天河”景观，夜宴时映月生辉骇人心目，甚至以珍珠粉混合涂料粉刷宫墙，极尽奢靡；次品则用于外交馈赠与军费筹措，为此，刘鋹曾向吴越、南唐赠送“珠龙玉鞍”，以珍珠贸易换取军事同盟。另外，通过泉州蕃商，大埔海珍珠经海路销往波斯、天竺，换回战马装备南汉“龙卫军”。据日本《扶桑略记》记载，公元九六七年大宰府用两千柄倭刀，换得南汉“七连星珠”，此珠后被镶嵌于藤原道长冠冕。

　　南汉后主刘鋹于九六三年在大步海设立“媚川都”这一特殊军事机构，专事垄断珍珠采捕。这一制度不仅是经济掠夺工具，更是南汉政权构建“海洋帝国”野心的缩影。媚川都，并非单纯的采珠机构，而是兼具军事与生产职能的“特殊部队”。这一机构的命名，源自西晋陆机《文赋》中“水怀珠而川媚”的诗意，却掩盖不了其掠夺的本质。

　　媚川都其下设八营，每营千人，总兵力八千人。媚川都的采珠主力多属蜑民──岭南沿海“以舟为家”的水上族群，他们被强制编为“珠户”，禁止改业。这些蜑民世代被绑定为南汉皇室专属的“海底奴隶”，甚至还有“珠户不得陆居，婚配限本族”的限制规定。

　　当时的采珠技术，非常原始，非常残酷，仍停留于“徒手潜捞”阶段。《资治通鉴》中记载的“以石缒足，葬身龙腹”八字，道尽珠民悲惨命运。珠民需在无任何防护设备的情况下，腰间系绳，脚绑巨石，负重沉入深达七百尺（约二百米）的海底，凭借憋气极限搜寻珠蚌，以竹篓和采珠刀徒手撬蚌，再通过“燃香计时”判断上浮时间，香尽则拉绳上浮，香尽未浮则窒息而亡。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痛陈：“每得珠一颗，需剖蚌百枚，溺死者日以十计。”明代张诩《媚川都》一诗也悲悯道：“生灵十万化鱼鳖，裸形入水寻珠玑。十无一二返，往往饱鲸鲵。”

　　珍珠作为“硬通货”，收入占南汉国库的三分之一，成为维系割据政权的重要支柱。据估算，媚川都年采珠量达两千両（约合今七十五公斤），价值相当于同期广州年关税收入的三倍。这种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过度捕捞导致大步海蚌种群急剧减少。据《宋会要辑稿》统计，北宋接管媚川都时，珠蚌密度较南汉初年下降百分之九十，部分品种已区域性灭绝，大步海已“蚌壳堆积如山，珠光不复”。

　　采珠暴政，也引发持续反抗。公元九七一年，北宋灭南汉时，媚川都士兵率先倒戈，蜑民集体焚毁珠船，加速了南汉政权瓦解。南宋《桂海虞衡志》评：“南汉以珠亡国，犹隋以锦帆倾天下。”北宋翰林学士李昉也在《平南汉露布》中讽刺：“以珠易粟，民饥而珠不可食；以珠饰殿，国危而珠不能战。”

　　北宋灭南汉后，虽废黜媚川都，却继承其“官营采珠”模式；到了元代，设立“采珠提举司”，导致珠江口珍珠资源彻底枯竭。明代学者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痛陈：“南汉竭泽而渔，遗祸千年！”

　　南汉媚川都的故事，是一部交织着权力欲望与生态灾难的史诗。当权者以珍珠装点王冠，却以万民骸骨为代价；吐露港的潮声，至今仍在诉说那段被遗忘的“鲛人泪史”。这段血泪交织的采珠史，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对自然的掠夺终将反噬文明，而对民生的漠视必致政权倾覆。

　　今日的吐露港，潮声依旧，却不再有珠奴的哀嚎──这不仅仅是历史留给现代社会的深刻警示，也是香港地区如今文明进步的无声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