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香港因应节庆搭建的戏棚除了传统表演，场内也设有各式摊位，吸引许多年轻观众。

　　今年三月，屹立北角五十三年、有“粤剧殿堂”美誉的香港最后一家民营戏院──新光戏院，熄灯结业，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市民前去告别影相留念。在他们心中，新光不单是一家戏院，更是香港粤剧文化的缩影，以及无数戏迷的精神寄托。大堂天花板上的一百零八盏波波灯、全港最深最宽的舞台乐池、前排观众不会挡住后排视线的逾千个座椅，都在细诉香港几代人在新光睇大戏（看粤剧）的往事。

　　我第一次现场看粤剧，是五六岁时与祖母一起。

　　那时每逢喜庆节日，祖母总会拉着我与弟弟，一家大小在晚饭后乘车到九龙的荔枝角逛荔园游乐场。游乐场不仅各式小吃让人垂涎欲滴、流连忘返，还有杂耍、大戏表演等各类活动。我们东逛西溜，先看看动物园里的大乌龟、大象，再在碰碰车、小摊游戏、秋千、跷跷板上玩得不亦乐乎，最后一定是跟着祖母在大戏竹棚前坐下看粤剧。祖母痴迷粤剧，在家常边做事边听电台播放的粤剧，偶尔情不自禁还会跟唱几句，于是我从小也听得多了。

　　我至今犹记得开场表演前的锣鼓喧天，只见身着艳丽闪亮服饰、背上插旗或头上有两条长缨的演员，在只有一桌两椅，简单的舞台上转来转去，手一会儿高高举起，一会儿轻轻挥动，嘴里咿咿呀呀地唱着，可我就是一句都听不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竹棚戏台，既通风散热也散音，还没有扩音扬声器及字幕说明。但祖母听得可入神了，或随戏的节奏摇头晃脑，或手轻轻打着拍子。我只好贴在姨婆的耳边问个不停，才能略知剧情一二。后来功课越来越重，那些幼时无所顾忌的看戏日子和繁闹场景，如同一副写意画，成为我长大后的梦想，只能不时闪现在时光的童话里。在祖母去世后，便再也没有了。

　　其实，粤剧在香港并非孤立的文化存在，它是中原雅乐、岭南俗调与漂洋文化碰撞的产物，且其流变史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的香港城市文化志。香港在粤剧发展史上走过的日子，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二○○三年，香港民政事务局开始联合广东省文化厅、澳门文化局，策划粤剧申遗工作，并将每年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以拓展传统文化、弘扬粤剧艺术。二○○六年，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二○○九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粤剧“轻松灵脆”，唱腔悠扬，旋律优美，既有高亢激昂的激越之声，又有柔和细腻的抒情之韵。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包括唱、念、做、打等多种手法，分文武生、小生、正印花旦、二帮花旦、丑生、武生六大类行当。粤剧之美，美在声韵，美在弦音，美在妆容，美在编排……有时领略一场粤剧展示，好似感受一篇灵动散文，看表演者把文中韵味一一展现。粤剧从前便深受香港人喜爱，如今依然如是。民众亦可在卡拉OK中点唱，《帝女花》更是首支蕴含于内的粤曲，现时依旧街知巷闻，且对香港电影影响甚深。

　　香港粤剧根脉深植于珠江三角洲“红船戏班”。据一八四一年报纸记载，“来自佛山的广府班”在水坑口搭竹棚戏台，演出《六国大封相》等骨子老戏。戏班延续明代弋阳腔“错用乡语”之传统，将中原官话与粤语融合，形成“梆黄合流”声腔体系。之后为适应港口观众流动性强的特点，粤剧发展呈提纲模式，仅列故事大纲，演员临场发挥“爆肚（即兴念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达至高峰。粤剧大师们还常循码头工人、洋行职员的不同口味调整唱词，甚至在《胡不归》中加入英文俚语。粤曲中也夹杂了小提琴、大提琴、色士风等乐器，尽显岭南的实用文化气息。

　　香港首部粤剧电影《白金龙》在一九三三年公映。影片保留了粤剧“开面（勾脸谱）”的化妆传统，但将舞台切末（道具）简化为电影布景，并通过唱片技术放大主演唱腔，形成银幕唱腔传播范式，片尾加入粤剧常识问答字幕，实为早期戏曲普及教育。一九五九年《帝女花》中出现“戏中戏”独特类型，在其中演绎粤剧《香劫》，这种戏曲结构让粤剧突破舞台局限；还专门请来锣鼓师傅，将粤剧“一板三眼”转化为电影背景音乐节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恐怖片《僵尸先生》、《鬼打鬼》等，都有采用粤剧唱腔、脸谱绘制、戏服图案等元素。

　　在申遗成功后，香港掀起“实验粤剧”浪潮：如用多媒体投影替代传统舞台背景；使用VR场景演绎唱段，观众透过头显体验沉浸式观戏；唱段融入电子音效等。然而这些创新褒贬不一，大部分老年观众反对粤剧电子化，青年观众占比则逐年提升。

　　这些传播场景恰是香港粤剧文化韧性的证明，霓虹灯下掩藏着跨海迁徙与时代变迁中的变奏乐章。其之所以是人类文化遗产，只因它与流行艺术的转变存在莫大关系，却不是流行文化。现今，年轻人最惬意的时光是玩手机看电脑，网络世界何其精彩。我只有想像，或许有一天，在后辈子孙的耳边也响起哇呀呀的唱腔。即使他们听不懂在唱些什么，可敲锣打鼓的声音同我幼时那般，一直敲打至记忆深处，纵然暮气苍茫也不会轻易逝去。广东大戏，不只是音乐、戏剧、艺术，抑或故事，是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更是我们回不到的过去。

　　秋风袅袅，穿过那年竹棚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