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34年10月25日《大公报》上刊发的孙犁《故都旧书摊巡礼（上）》。

　　世人咸知，孙犁是著名作家。由他开创的“荷花淀派”，虽然他本人并不认可，但在当代文学界却得到普遍的认同，理论界也多把研究视角聚焦在孙犁的文学成就上。殊不知，孙犁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办报办杂志。因此，我在《报人孙犁》一书中，在作家身份之外，将其同时定位为一位报人。这绝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实事求是地还原孙犁先生文学与新闻双轨并行的“文章功业”。

　　事实上，孙犁自青年时代就与报纸结下情缘——他在《写作漫谈》一文中，曾这样回忆：“我住在石驸马大街的一个小公寓里，所过的生活，形式上颇类似一个作家。我也给报纸投稿。”

　　查检《孙犁年谱》，我发现选登这些孙犁早期试水之作的报纸，正是天津《大公报》——

　　1934年4月26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刊发了孙犁的诗歌《我决定了》，署名芸夫。

　　1934年10月25日、26日，孙犁的《故都旧书摊巡礼》分两次刊发于《大公报》第13版。此文见报时漏掉署名。27日，《大公报》特意刊登《本刊小启》，说明《故都旧书摊巡礼》为孙芸夫君所作，因编辑疏忽，漏登署名，特为补志。

　　1934年11月29、30、12月1日，《大公报．本市附刊》连续刊发孙犁的文化见闻录《北平的地台戏》，署名芸夫。

　　这是孙犁在北京居停期间，使用孙芸夫或芸夫为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最为密集的一个时期。虽然此后辞职回乡了，但在他的心里，对《大公报》依旧心心念念。他1982年曾写过一篇《报纸的故事》，回忆他在这段“乡居”期间，渴求家人给他订一份《大公报》的往事：“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是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

　　当时的《大公报》是一份全国性大报。孙犁说：“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

　　彼时的孙犁年方22岁，虽然失业在家，但他的眼光很高，志向很大，单从读报而言，即可看出他的阅读品味。“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有长江等人写的地方通讯，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时隔多年，孙犁对这份报纸的版面设置、风格特色，依然如数家珍，可见他确实是《大公报》的一个忠实读者，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够得上一名“铁粉”了。孙犁先把订报的心愿向新婚的妻子透露了，他知道妻子有一点私房钱，他想让妻子“借给”他三元钱，先订一个月的报纸。但妻子一句：“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就把他“怼”了回来。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

　　《小实报》是当时北京出版的一份市民小报，属于孙犁不屑一顾之类。他没有说话，就退了出来。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当天晚上就答应了，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粜一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他三块钱，他转手就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

　　从这一天开始，那家远方的报纸，成了孙犁每日的牵挂。报纸送来了，“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不过，妻子比较关心的还是他的稿子，有一天问他：“有了吗？”孙犁明知故问：“有了什么？”“你写的那个。”孙犁回答：“还没有。”一个月的报纸看完了，孙犁的稿子没有登出来，他心里有一点小小的失落。但他却舍不得把报纸丢掉。这一年夏天雨水大，孙犁结婚时裱糊过的屋子，顶棚和壁纸都脱落了。妻子跟孙犁商量：“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那些报纸。”见孙犁有些迟疑，妻子就进一步说服他：“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块数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孙犁听妻子讲得很有道理，就同意把旧报纸派上新用场──“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浆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喜欢读报的人，世上有很多；喜欢《大公报》的读者，世上也有很多。但像孙犁这样“珍视”乃至“仰视”报纸的读者，大概世间罕见吧。

　　如今，我们追寻着孙犁的足迹，不惟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成长之路，也同时看到了一代报人的非凡历程。而这一切，其实都与那些糊在屋子顶棚上的《大公报》，有着最初的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