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观众在香港文化博物馆欣赏赵少昂一九六五年创作的水墨设色纸本立轴《草泽雄风》。\中新社
前几天,我随几位友人在港鉴赏到了几位国画巨匠的名作精品。只见一纸纸素笺上,以最简单的黑白两色,通过独特的运笔方式、布局安排以及墨色的深浅处理,于浓淡干湿间藏着“无画处皆成妙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智慧与哲思,令人宛如松间听风、临瀑听水,直击灵魂。那一刻,仿佛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
中国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绘画方式,人们用一支毛笔蘸上水墨产生无穷变化,从远古图腾到魏晋风骨,唐宋鼎盛至明清雅致,千年间以山水寄情、人物传神、花鸟言志。它不仅仅是水与墨的交融,更是中国人骨子里对自然、生命以及宇宙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承载着文化人的一种文兴之情。每笔每画,皆随心走,不管墨色的焦、浓、重、淡、清,都能够形成虚实间造意境的独特作品,展现水墨画中的无限可能。在墨韵山河里,体悟天地与心灵之和鸣。
回眸中国画、水墨画在香港近代百年发展历程,尤其是香港回归祖国后近三十年的繁荣发展,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而其现代水墨艺术的发展,亦鲜明诠释了古老中华艺术的现代转型之路。“水墨艺术”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画于香港的传承与创新,也是传统中国画与西方绘画相结合的全新面貌。
香港水墨画艺术深受岭南文化影响。在满清政府覆灭前,香港是革命家的避难所,之后又成为保皇党逃亡首选之地,由此在中国画的艺术传播与创作上也形成保守与革新的区分,传统国粹派与新国画派在民国初期兼容并存。晚清著名国画家居廉擅长没骨画法,其花鸟画作品既有传统文人画的笔墨韵味,又融入岭南地域特色,色彩艳丽而不失雅致。他与堂兄居巢联合创新的“撞水撞粉”技法,通过水墨与颜料自然渗透,使画面呈现独特肌理效果,开启了岭南画派先河。
二十世纪初期,居廉弟子高剑父以及陈树人、高奇峰等岭南画派,更将西方写实主义光影、透视和日本画的渲染手法等与国画技法融会贯通,把创新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们用笔墨尽展家国情怀,“折衷中西、融会古今”,形成将民族命运、国家发展为使命的画派风格,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轨迹。抗战胜利后,丁衍庸、陈福善等定居香港的知名画家,其绘画艺术或半保有文人笔墨、或半结合西洋写生与表现的因素,成为香港现代艺术的先驱;张光宇、关山月等在港成立“人间画会”,倡导以艺术救国救世。百年来这种关心家国时代命运同时探索表达新路的成长轨迹,已成为岭南活跃艺术家们共同的文脉和底色。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港英政府封锁边界,他们重英轻中、尊西贬中、重商轻文,致使香港本地缺乏持续的政府文化艺术投入,艺术生存完全处于市场经济下无学科专业与无社会职业身份的自生自灭状态。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深度边缘化的香港中国画画家在欧美现代主义艺术风行下,尝试从中国画内部抽离出水墨媒介,探索改革用水墨表达英语文化的审美经验与艺术观念。艺术家吕寿琨认为水墨画就是使用水墨表现自我的一种绘画,既是国际现代艺术,也是中国现代艺术,于六十年代首倡水墨画运动。其作品不仅保留中国画的传统价值,又融合现代艺术创作和香港文化情怀;画家刘国松则提出笔墨之笔为“积点成线”,笔墨之墨就是色彩,将充满庄禅道学的“文言”笔墨解构为具现代文化观念的“白话”水墨,从文人山水转向表现人类探索太空,并通过揭撕纸筋创作充满洪荒神秘意味的宇宙题材绘画;既是画家还是香港诗坛“三剑客”之一的王无邪,以多种水墨介质创作近于抽象具现代视觉特征的抽象绘画。
受此影响,香港各类画家、艺术设计师直接将欧美现代主义艺术理念或设计思想转用到水墨媒材上,在理念、视角、媒介和视觉语言上持续突破,使香港水墨画在二十一世纪发展进程中,显现多元水墨艺术新格局。例如围绕地方景象、文化语境,在创作中广泛注入现代生活元素,或摄用本地语言口语,又或以汉字为灵感,用综合材料反映发展与环境关系等,解构现代城市在建筑森林中紧凑的节奏与蓬勃的活力、人性或诗性,进而在东西文化交汇中散发独特神采。
二○○二年,为解决水墨画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身份追问与文化根性的辨识问题,香港民政事务局大力增添一些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传统水墨研创,加强与内地艺术文化互动交流,期望业界在探索水墨当代性延展的同时,于过往英属文化主体之西方绘画思潮大行其道中增强中华文化归属意识,重构身份。这种归属,并非一定回至传统文人画,但绝对是中国艺术精神在世界艺术视野下的弘扬与放大,以及香港水墨艺术在跨媒介、跨观念和跨文化当代性开拓中,始终与民族、国家及内地同胞深广关联,亦即与时俱进、返本开新。
在我看来,水与墨或彩的相遇,本身就连接着古与今,东与西,记忆和历史,文明秩序与原始欲望,亦释放出和谐与曲折。有形无形、虚实相交的结构,看似无,确是有,是对中华文化的追溯和回归,亦是将过往精神重新凝练成今天的时代之声,更是对中华文明价值和信仰转换的切身体悟和深度探究。
归去来兮,香港水墨重回中国人之“墨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