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的我在绝望中守候；而就在同时，另一个我，在心裏忙於整理那些是最无谓的小事。我觉得这是一种病。”罗兰．巴特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写下了这一则日记，记下了书写日记的一种思考。

　　如果你也有写日记习惯的话，想必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我”跟“另一个我”对话。另一个我，很多时候都是很爱批判，很超然，每一次当我下笔，另一个我就会走出来说“我”不够诚恳，不够坦白，这个用字是掩饰，那个写法是开脱，反正在另一个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住在心目裏的），“我”永远没有办法记下真实，“我”总是写下鸡毛蒜皮的事。

　　当然，我也不是泛泛之辈，不会遭受另一个我的放肆抨击而不还口，於是“我”与“另一个我”都站在讲台上对骂，据理力争，生出了一个旁观者的我。这样的心理交战，并不玄妙，就像荣格所说的一般，人都会有双重人格，自己和别人相对熟悉的是“一号人格”，而不常见的则为“二号人格”，而日记，至少对我来说，正是一号与二号人格交谈的文字记录。

　　每日所记，不是罪过，就是平庸。在文字上，自然与平庸有时分不得太清楚，尤其在日记上。反正对於我来说，日记是不会公开的，也不应公开，但偏偏公开了的日记，都总是让人爱不释手，就如罗兰．巴特“的”《哀悼日记》。

　　“的”字的可圈可点，在於《哀悼日记》不是巴特定下的题目，更不是他意图出版的内容。儘管书内记录的文字，都出於他的手笔，但这真是他的日记。这三百三十张小纸片，写於罗兰．巴特过世後的一段日子，从一九七七年十月写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左右，中间断断续续地写，但主要围绕的还是他对母亲的想念。

　　“今天——我的生日——我病了，却不能、也不需要告诉她了。”这或许是我们读来，罗兰．巴特写下最简单、最直接、最自然有力的文字，同时，我在读着“另一个巴特”。这是一种窥视，当中有好奇，但也有罪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