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美元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朴哲说，作为中朝贸易间常用货币，美元兑换的变化也反映出边贸一些变化，“过去大量换美元的人几乎见不到了，但这个业务从没断，说明贸易一直有。”他的观察也道出了边贸群体的迭代──以小微公司甚至个人为单位的边贸群体正韧性十足的撑起这个寒冬，而以大宗专项贸易为支柱的第一代边贸商在制裁与商业欺诈等多重不利因素加码下，只能潸然离场。

　　朴哲始终不想开口谈舅舅经营大半辈的边贸生意如何戛然而止，那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弥合的伤口。“舅舅做朝鲜大宗贸易快20年了，是第一批边贸商。”捋顺思路，他终於开口。“2001年开始，他也做点综合贸易，不好的时候每年也有一二百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利润，养活着我们三五个人的贸易公司。”然而从一夜暴富到血本无归，不在少数的大宗贸易商都曾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奋鬥半生的生意场，朴哲的舅舅也不例外。

　　“做资源型大宗贸易的，几乎人人都被坑过。谁都知道这资源买卖儿只要幹就能挣钱，那朝鲜人凭什麼把这个生意给你而不给别人？”朴哲的反问似乎能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这些年的往来，最重要的是要遇到一个对的朝鲜人。”他说，舅舅正是因为“遇人不淑，被坑过一次”，上千万血本无归，“很简单，朝鲜人约定好给你一批货，拿了钱却再也找不到人了。”“还有的，可能你的货都到港口準备装船了，朝鲜人却根本不顾合同约定，当场就把货高价转手给别人。”朴哲不想说的更具体，“你去口岸随便一打听，丹东跳楼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这种事。”

　　这种长期无序的贸易关係在近年来的国际社会制裁中更显脆弱，联合国不断拉长的禁运名单中，铁、金等矿产资源以及海产品、机械设备、纺织品等一系列大宗商品，也彻底切断了以此为生的黄金一代重操旧业的最后念想。“制裁一来，舅舅本来在朝鲜还有1000多万旧账，最后就要回来200多万。他不甘心啊，天天自己喝酒，生闷气。”他说，赔进身家，心灰意冷的舅舅最终选择了退居二线。

　　工商註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种变化，记者查询“天眼查”发现，以“丹东、贸易、进出口”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查询结果近3000条。其中，10年以上且处於在业、续存状态企业不足500家，而註销、吊销企业数量更有近千家，在註销企业中，经营範围多数标註为矿产品、针纺织品、机械设备、水产品等货物及技术进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