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对比美国以往的贸易保护措施，新措施在环球股市、债市及汇市产生巨大震荡，导致资产价格持续调整，对投资者信心和经济展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开徵新一轮关税，并威胁要对更多中国输美产品徵收关税。显然，年初以来美国采取的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正在推向具体实施阶段，同时，双方就贸易摩擦进行沟通谈判的难度不断加大，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表现出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发展特徵。贸易摩擦的风云变幻不断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并对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将对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国际化前景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摩擦已从贸易扩散至其他层面

今年以来，美国多次推出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提高相关商品进口范围及徵税规模，连同WTO反倾销及反补贴关税，其影响范围和程度渐进加深。接下来预计从7月6日开始，美国将对已公布的500亿清单中约340亿的商品开始徵收25%的关税;届时，中国将对原产於美国的约340亿美元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实施25%关税。7月19至20日，美国国会将为“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款调查进口汽车举行听证会，一旦通过，将会正式实施。至此，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覆盖了大范围的商品贸易领域。

此外，6月30日，美国财政部计划发布一份适用於中国企业的投资限制清单，纳入考虑的措施包括限制中国公民的签证和限制中国公司的科技投资。2018年前五个月，中国在美收购及投资金额减少92%至18亿美元，预计全年中国对美的直接投资和收购兼并活动将有所下降。

显然，中美的贸易摩擦从关税入手，逐渐扩展到国际资本流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甚至涉及产业政策，越来越表现出多重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中美的贸易摩擦是“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中体现，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进而可能表现出长期性特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持续发酵。特朗普在其竞选阶段提出了“美国优先”的主张，把贸易保护作为吸引选民支持的重要策略。其成功当选表明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民意土壤，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後美国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结果。

统计数据显示，从2007到2016年，美国GDP年均增长1.33%，而在大萧条後的1930到1939十年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也是1.33%。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发轫於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大萧条时期具有同样的破坏力，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值得载入史册，深入研究。

观察年度数据发现，1930年代的十年有四年美国GDP增长超过8%，复苏力度强劲，而在2007到2016的十年，美国推出了超出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其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并不明显，美国GDP增长最高仅为2.6%，始终处於复苏乏力状态。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直接导致社会收入差距加大、普通民众整体福利无法改善，由此形成了美国反建制力量抬头和反全球化趋势性回潮，为劳工保障与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提供了土壤。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过程中，特朗普总统及其经贸团队在具体贸易摩擦要价方面时有反覆，政策取态阴晴不定，增加了双方沟通解决贸易争议的难度。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一度表示，看到美国经济增长的绿灯，大家需要停止讨论贸易战。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亦曾“谨慎乐观”的认为，美国可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从而避免执行特朗普提出的对至少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品徵收关税的命令。

在中美贸易摩擦犹如过山车摇摆不定的同时，全球范围的贸易报复措施也出现此起彼伏、你来我往、刀光剑影持续不断的态势，贸易摩擦全面升级的可能性持续上升，给全球贸易及金融市场带来高度的不确定性。

二、中美贸易不平衡需从根本上寻找解决之道

特朗普把解决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作为发起贸易调查的藉口，提出把中美贸易逆差缩减1000亿美元，减幅接近三分一。事实上，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多数年份，美国始终面临巨额贸易赤字的困扰。据美国统计，2017年，美国贸易赤字上升到8100亿美元，其中约47%来自中美贸易。

从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构成看，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8之前，日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年度逆差额介於10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之间。其间，美国和日本经常爆发各种形式的贸易战，包括纺织品争端、钢铁争端、汽车争端和半导体争端等四大阶段。在贸易战初期，美国启动进口配额法制化程序，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以保护美国国内的制造业。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先後与日本签订了市场重视型个别行业协议(MOSS协议)和日美结构协议及日美综合经济协议，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扩大进口，提出改变日本独特的经济增长方式等目标。从实际执行效果看，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美国名义GDP的比率从1.2%左右逐渐收缩到0.3%上下。

同时，美元对日圆汇率经历了1971年和1985年两次大幅度的贬值，从1971年7月到1978年10月，日圆从1美元兑360日圆升值至180日圆，其间升值100%，持续时间为87个月。从1985年2月到1995年4月，日圆从1美元兑259日圆升值至84日圆，其间升值208%，持续时间为122个月。在日圆汇率大幅度升值的同时，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了日圆的国际化进程。

为了规避与美国的贸易冲突，日本加快推进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出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推进金融自由化等措施。日本企业则加快海外投资，构建其全球性的产业链。从日本经验看，贸易战只能减少日本对美的双边贸易差额，无法解决美国总体性的巨额贸易不平衡。因此，可以说，美国对外贸易不平衡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下，全球贸易循环和资本流动平衡的产物。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经济内部存在的严重的不均衡问题。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净储蓄率长期低於全球其他经济体，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净储蓄率分别为1.9%、1.7%、2.2%。储蓄率低迷是美国对外保持大规模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因此，缩减中美贸易逆差表面上是增加中国进口，扩大美国出口，实质上是双方尤其是美国经济结构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其过程注定是漫长且痛苦，其影响也将通过贸易渠道作用於资本流动并影响国内经济结构，打破内外经济均衡，寻找新的平衡点。

三、美国最终亦会身受其害

贸易摩擦改变国际贸易环境，冲击全球贸易增长，影响全球经济整体表现。美国加徵关税後，主要贸易对手陆续采取反制措施，国际贸易壁垒增加，影响全球贸易复苏。欧盟将从6月22日起，对美国波本威士忌、摩托车、牛仔裤、橙汁、玉米和花生酱等，总值28亿欧元的一系列产品，徵收25%关税，预计受影响钢铝产品价值64亿欧元。馀下36亿欧元产品的徵税清单，将待WTO裁决後决定。

同时，美国商务部对进口汽车进行国家安全调查，预计8月份完成报告，美国对欧洲组装的车辆徵收2.5%关税，对客货车和货车徵收25%关税。欧盟对美国汽车徵收10%关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带来重大冲击，贸易增长速度一度低於GDP增长速度，此後十馀年间，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亦步亦趋，表明全球贸易始终没有出现有效复苏。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影响多个主要对手的出口增速，进一步阻碍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进而对环球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冲击。

从历史上看，1930年代曾经爆发过全球范围的贸易战，美国一度对2000多种商品徵收关税，随後出现了经济发展史上着名的大萧条，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产能过剩，全球贸易体系遭受重创。

其次，从全球范围看，美国加徵关税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整合，并对一些行业和企业带来不利冲击。美国提出对钢材及铝材加收关税後，欧盟有针对性地选择了总值约34亿美元的商品提出考虑对其收取惩罚性关税。中国商务部亦提出对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国是美国高粱的最大进口国，近80%高粱出口至中国，但其总额不高。此外，美国2017年大豆出口总值约224亿美元，其中约一半输往中国，中国需求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十分重要。中国一直是美国机电产品及飞机等运输设备的主要市场，这些都是美国的传统优势工业，并雇有大量的高技术制造业工人。

特朗普威胁要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徵收关税，还将对每年1900亿美元的汽车进口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考虑到该行业对地区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可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第三、对於美国自身而言，其贸易保护措施亦可能成为双刃剑，引起美国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推升其通胀预期，从而对美国加息进程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官方通胀数据显示，1月起对洗衣机徵收的进口关税已触发18%的涨价。

此外，近年美国政府赤字持续走高，美国推出的减税和基建措施都将提升其政府赤字水平，美债长短息率或会继续上行，将加重美国政府利息开支，并进一步损害其政府平衡收支及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显然，对比美国以往的贸易保护措施，新措施在环球股市、债市及汇市产生巨大震荡，导致资产价格持续调整，对投资者信心和经济展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可能抑制实际投资需求并影响全球经济表现。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学术委员 鄂志寰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