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经济由供大于求的外向型“世界工厂”，渐次转向供需匹配、内外均衡的内生增长模式

　　“虽千变与万化，委一顺以贯之。”经济变量普遍性的反覆涨落，构成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首尾相继，联结中国经济的历史轨迹。历经七十年风雨兼程，中国经济开拓出独具特色的周期演进之路。遵循学术范式，笔者以经济增速为核心指标，将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十二个小周期。\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程实

　　总体而言，这些周期从属于三大阶段，在经济规律和历史环境的碰撞之下，于经济波动的路径、动因、关联性等层面呈现各自鲜明的特征，为洞悉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提供了超长期的历史视角。基于这一视角，笔者发现，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增长性、稳健性和灵活性三大特性。由此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演进有望进一步趋于平稳，高质量发展时代的增长韧性和结构性机遇值得期待。

　　一、计划经济阶段

　　（1953-1976）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经济增长保持平稳。由此发轫，中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自力更生的现代化建设，经济亦正式迈入周期波动轨道。这一阶段涵盖五个小经济周期，分别为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7年、1968-1972年以及1973-1976年，总体而言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起大落的古典周期。根据学理，经济周期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古典周期，即国民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交替出现上升和下降。二是增长周期，即国民经济活动的相对增长交替出现提速和放缓。在本阶段，除第一个小周期外，后四个小周期在衰退阶段均出现经济负增长，表明古典周期在本阶段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匹配，本阶段周期波动呈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性。其中，周期峰位和谷位的经济增速差值最大为48.6个百分点，差值中枢为21.9个百分点，年度经济增速的标准差为10.5，均为建国以来三大阶段中最高。

　　第二，市场缺位的供求失衡。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主要由计划经济体制调节，缺少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对要素资源的定价和配置。短期来看，计划指令的硬性调控，配合以工业投资为主导的扩张方向，能够较快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迅速升温；但长期来看，计划的主观性、粗放性和非灵活性，叠加本阶段“短缺经济”的客观掣肘，容易使总需求超越总供给，导致高增长难以维系并透支后期需求，从而产生和放大了经济周期波动。在这一阶段，周期峰位至谷位的平均间隔仅约为2年。

　　第三，利弊共存的封闭波动。受制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相对隔绝于国际市场以外。在此阶段，外贸进出口额占GDP比重的年度均值仅为8.0%，远低于1977-2018年的均值34.4%。一方面，这一格局为民族工业体系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必要环境，同时将基础薄弱的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的风险因素相隔离，有效避免了全球经济周期的外溢冲击。但是，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导致“短缺经济”的瓶颈难以打破。由此，计划经济体制下内生的供求失衡被再度放大，进一步加剧了自身经济周期的波动性。

　　二、改革开放阶段

　　（1977-2009）

　　从1977年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到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新中国的发展迈过历史转折点，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周期的运行亦开启新阶段。这一阶段共涵盖5个小周期，分别是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迥异于计划经济阶段，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经济周期的特征迎来新转变。

　　第一，稳健上行的增长周期。得益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市场机制的建立，中国经济被压抑已久的要素活力得到释放，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总需求实现长足发展。这一历史性变革在经济周期上的首要体现，即为增长周期对古典周期的取代。在这一阶段，经济衰退仅表现为增速的相对下滑，并未出现经济总量上的衰减，五个经济周期均为增长周期。

　　第二，走向市场的改革阵痛。这一改革阶段，市场“无形之手”逐步成长，与政府“有形之手”共同承担起调节供求平衡的重任。一方面，初生的市场机制所激活的发展动力，与计划经济遗留的“投资饥渴症”相叠加，导致投资规模扩张过快、片面追求高增速的问题。另一方面，“价格双轨制”退出之后，物价的大幅起落一度对经济周期形成扰动。但迈过阶段性阵痛之后，市场“无形之手”更加灵活高效地匹配供求两侧，发挥出熨平经济周期的功能。基于此，2000-2009年，中国经济迎来一轮长达十年的经济周期。

　　第三，拥抱全球的周期联动。对内改革的同时，中国经济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成为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一环。一方面，通过对接全球市场，“外需驱动─制造业发展─外资流入”的良性循环形成。得益于对外开放驱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国经济供求的主要矛盾从生产水平较低、供不应求的内向型“短缺经济”，转向为供大于求、生产水平较高的外向型“世界工厂”。这也是增长周期取代古典周期的动力之一。但另一方面，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大气候的周期性冲击。其中，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均发生在中国经济内部周期下行轨道中，显著放大了顺周期的压力。

　　三、“减速增质”阶段

　　（2010-2019）

　　以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作为序曲，“拐点”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无论是内部增长动力、发展模式还是外部国际环境，一系列数十年量级的历史性拐点纷至沓来，推动中国经济步入“减速增质”新格局。截至目前，这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小周期，即2010-2015年、2016-2019年（尚未结束），并且本阶段有望长期延续。在拐点共振之下，“减速增质”阶段的经济周期展露以下新特点：

　　第一，L形减速增质。这一阶段，中国增长动力之源从扩大要素投入转向提振全要素生产率，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受此影响，在“4万亿”政策刺激效应衰减之后，中国经济步入“三期叠加”状态，然后在新常态下开启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

　　第二，日渐重要的金融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步伐并未停滞，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亦由量及质。其一，金融深化注入增长新活力。其二，金融风险成为周期新隐患。

　　第三，由外向内的重心迁移。在这一阶段，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地缘政治格局均发生长趋势裂变。其一，全球经济长期处于危机阴影，总需求疲弱成为常态。其二，中美经贸博弈走向长期化、复杂化。两国经济局部去一体化的风险加速逼近，由此引致的全球产业链重塑亦为中国经济增加外部不确定性。受此影响，内需成为稳定经济周期的压舱石，以此为起点，中国经济由供大于求的外向型“世界工厂”，渐次转向供需匹配、内外均衡的内生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