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基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更有力度的改革，来推动经济转型。

　　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福禄寿是终极目标，如获得财富是终极目标，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乃至印度教追求“来世”目标显然不同。尽管所有民族的商业行为都是为了逐利，但受宗教影响较大的民族，其商业行为受到宗教的约束更大，而中国商人受宗教约束较小，反过来倒是希望宗教能为其商业发展助力，在信仰上带有更强的功利色彩。

　　四十年前，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不足1%，如今货物贸易的出口份额已经占到全球的15%，这是否说明出口份额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开放呢？这当然毋庸置疑。但从历史看，中国外贸的“一带一路”自古有之，如宋代对内外贸放松管制，实行促商政策，与宋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80多个。

　　勤勉敬业支撑出口

　　元代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进一步上升至140多个。对外贸易的繁盛，促使元代商人将贸易活动重心从国内转至海外，一些城市的繁荣，很大部分是依靠对外贸易发展起来。例如泉州港与上百个国家与地区发生贸易关系，车船繁忙、商贾如潮，市舶提举司管理的海船数量一度有1.5万多艘。

　　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维持了一百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自宋朝开始，外贸就开始增长，在交通工具如此不发达的当时，外贸规模却可以不断扩大。但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幅提升，而中国能够长期维持出口优势，还是在于劳动力的充裕、聪明且吃苦耐劳。

　　按照李嘉图的要素禀赋理论，中国出口强盛，除了有自然资源这一要素资源外，规模庞大的劳动力要素确实也是一大优势，但同样劳动力规模庞大的印度，出口在全球的排名却比较靠后，出口额与中国深圳相差无几；而人口与资源优势都匮乏的日本及韩国，却同样能够成为出口大国和强国，原因何在呢？这恐怕与儒家文化多少有点关系，因为儒家文化提倡勤勉敬业。时至今日，中国劳动时间依然名列全球前茅。

　　不过，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尽管已经达到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15%，但出口的附加值并不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不强，按工信部前部长苗圩的说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名仍属于第三梯队。例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无线电话机配件、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整体附加值比重只有45%，远低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附加值占比都超过80%。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中国的分工主要是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制造、加工和装配。

　　财富效应炒热楼市

　　出口贸易在银本位时代，可以获得白银，如今则获得外汇，尤其是美元。因此，通过出口，过去获得了全球最多的白银，如今则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获得财富的路径除了出口之外，金融交易也是一大重要路径。银行通过存贷差获得利差收入，通过销售理财产品等财富管理服务来获得各种增值业务的收入。因此，中国的信贷规模全球第一，四大行在全球商业银行中的业务收入排名都名列前茅。

　　中国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今年上半年达到8.6%，且过去五年来一直维持在8%以上的水平，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最高的，说明中国的金融交易非常活跃。而且，这还是在中国金融开放度不高、金融管制不少的背景下出现的结果。

　　金融活跃的背后，首先表现为货币总量在全球最大，如M2（广义货币供应）规模达到232万亿元，超过美国加上日本之和。笔者曾在九年前分析过M2规模成为全球最大的原因，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海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的出口顺差和房地产的持续繁荣来创造货币。其次，中国居民储蓄率为全球最高，这或许与传统文化有关，因为节俭和投资都是让财富增值的主要手段。居民储蓄率从1999年的27.63%上升到2010年的42.1%，增加了14.5个百分点。

　　高储蓄意味着货币供给多，而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因此，中国长期利率水平实际上是偏低的。如美国等诸多发达国家，包括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10年期国债收益率都和名义GDP增速相关性较高，且百分比都差不多。而中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波动幅度极小，长期维持在3%左右，且远低于名义GDP增速。

　　长期利率长期偏低是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偏贵、形成“刚性泡沫”的主要原因。如国内房价无论从租售比还是从房价收入比的角度看，都远高于国际水平。同样，很多含H股的A股的股价基本上也比其H股贵一倍左右甚至更多，而香港市场的利率水平比内地要低得多。

　　如果说出口和金融交易是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那么，房地产投资更是让财富增值的直接手段了。从通用住房的估值水平看，如房价收入比或房价租金比看，中国在全球遥遥领先，从中国住房总市值的估算看，尽管当前有不同的估算结果，但应该超过400万亿元人民币，超过美国、日本和英国的住房总市值之和。但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显然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具有高估之嫌。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房地产对GDP的名义贡献率远低于美国，但实际贡献率（直接和间接）肯定要超过美国的17%左右。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民众对财富的过度偏好。

　　重商主义急功近利

　　从最简单的逻辑来推导中国经济模式：出口多是因为国内消费少，国内消费少是因为居民储蓄率高，储蓄率高导致利率低而且投资率高，居民部门主要投资于房地产，对房地产的过度追捧，不仅让房地产过度繁荣，而且通过土地或楼房质押的方式，不断创造货币。因此，通过国际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占比显著大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就是出口、金融和房地产。如2020年在全球疫情下，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在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但国内居民消费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而过度偏重于商业牟利，使得中国企业行为上体现出更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征。从国际比较看，1995年至2018年中国研发投入占比提升1.6%，远高于同期美国（0.4%）、日本（0.7%）、英国（0.1%）等，但中国的研发支出主要集中在试验发展，即通过较少投入就可快速变现的环节。在真正构建长期壁垒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研发支出占比还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

　　在长期和平的环境里，具有追逐财富强烈欲望的文化基因，确实成就了中国财富规模的迅猛膨胀。过去十年，全球财富创造一直集中在中国和美国，中国现在也已取代日本，成为拥有百万富翁的第二大国家。若将金融财富总额超过1亿美元定义为超级富豪的话，根据BCG的预测到2029年，中国超级富豪的资产将达到10.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9.9万亿美元。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当今的经济特征，都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很可观。在和平环境下，中国要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甚至经济体量遥遥领

　　先于其他经济体都没有什么悬念。但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成为科技发达、消费主导及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即实现“房住不炒”、提升金融为实体服务的能力、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梯队的难度还很大，因为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习惯的形成时间很长了，不能期望短期就能改变。

　　从当前的政策层面看，都已经采取了相应举措来应对这些问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应该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二战之后经济成功转型并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只有两个国家，分别是日本和韩国，历史上都受到中国儒释道文化影响。这也说明，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不会一成不变。只是我们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设计和更有力度的改革，来推动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