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拉美国家目前正遭遇国内通胀与输入型通胀的双重压力，很可能迎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周期。图为巴西圣保罗市。\中新社

　　以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曾一度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在经济根基尚不牢固的背景下贸然采取经济金融自由化路线，纷纷效仿发达国家实施不契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政策，不仅造成汇率激烈波动、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而且逐渐演变为比较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断送”了部分拉美国家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重新审视拉美国家金融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金融危机等经验教训，一方面可以观察新兴市场国家在未来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另一方面也加深对金融过度发展的危害的认识，以此更加强调金融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自20世纪50年代起，以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通过发展出口贸易，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资源条件，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快速发展的经济成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一度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准（按当时是世界银行标准）。然而，20世纪70至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欧美发达国家大肆兴起，并将金融自由化模式引进到拉美国家，由此造成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拉美诸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原本拉美经济发展优势丧失，成为了金融自由化的“牺牲品”。主要有三点经验教训：

　　一是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权。拉美等国历来被视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后院”，在经过艰难的独立解放斗争后一些拉美国家实现了独立，但在经济金融方面仍未能及时采取独立发展的模式，由于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竞争力不足，工业经济基础并不牢固，而且金融体制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所推动的“贝克计划”等各种模式的过度金融化路径诱导下，拉美等国过快放松金融监管，放弃汇率管制，依托于外债和国际资本的经济模式，不仅损害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陷入到发达国家的外债贷款等债务问题，而且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丧失自主性，很难摆脱“依附”。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下图），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外债存量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从1970年的20%攀升至1980年代的50%以上，其间经历了外债占比下滑，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开始大幅攀升，2020年占比50%。由此可见，拉美国家很难短期内摆脱这种依赖外债发展的模式，自身经济内生性不足，似乎陷入到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发展路径，很难扭转经济衰退的趋势。虽然墨西哥加入了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自身的经济贸易竞争力不强，依靠农产品出口和初级产品很难获得产业链价值链优势，可能遭遇到新的经济贸易限制。

　　二是金融改革过激与金融开放政策不当埋下风险隐患。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后，拉美等国在欧美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大力实施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政策。以墨西哥为例，1994至1995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汇率大幅贬值，国际资本大量外流，股市暴跌，究其原因就在于该国过快实施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政策，在鼓励外资流入的时候自身未能健全相应的金融市场机制，经常专案赤字持续扩大，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加之银行私有化和大量私人非金融企业信贷暴涨引发坏账激增，最终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和危机的发生。

　　过快开放 难抵御外部风险

　　除了墨西哥外，巴西、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曾经都过度“迷信”金融自由化模式，但在缺乏配套的金融监管举措以及审慎的金融开放政策背景下，金融开放过快，过度依赖外资，很难抵御外部复杂的国际金融风险。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巴西在1979至1983年累计国际收支差额达1169亿美元，1995至2002年国际收支差额超过3800亿美元，2008至2020年超过1.4万亿美元。相应地，巴西的经济增速则陷入到了持续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衰退的同时国际地位也在持续下降，而巴西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加剧则为此后多轮被迫加息埋下了伏笔。

　　目前，拉美国家对于金融自由化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历史副作用仍在发酵，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而金融开放更加困难重重。

　　三是工业经济与金融资本发展严重错位和错配。拉美国家的资源比较丰富，如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智利的铜矿以及阿根廷的农牧业资源等，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初级产品和资源出口为代表的贸易模式短期内取得了后发优势，并大力扶植本国的工业制造业，建立起了基本的工业体系。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思潮影响下，拉美国家政府较早放弃了工业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制造业出现了萎缩，而转向金融资本。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依赖于出口贸易，再通过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原本比较好的工业基础被削弱，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中失去了发展机会。巴西20世纪50年代起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推动了巴西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在80年代后放弃了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国内私人资本和外资大量渗透，制造业和技术创新能力持续下降，反而成为发展的“软肋”。

　　金砖拉美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后，不约而同出现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信贷利率攀升现象，工业制造所需的产业资本缺乏，融资成本的抬升挤压了工业投资，而金融投资等资本则快速扩张，这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错位及错配是削弱经济增长的重要诱因。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1980至2020年拉美部分国家GDP增速表现出比较大的波动特征，由于拉美国家自身的脆弱性，加上多次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发展失速，1980至2020年巴西、墨西哥的年均增速仅为2.2%左右，而阿根廷、委内瑞拉的年均增速则仅有1.3%左右，经济增长陷入中长期衰退趋势。

　　经济失衡 被动加息抗通胀

　　时至今日，拉美诸国仍困于大量外债、国际收支失衡以及金融市场动荡之中，只能依赖于农产品、能源资源和初级产品出口勉强维持贸易平衡。根据《2021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际贸易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拉美地区进出口总额将分别比上年增长32%和25%，主要得益于全球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和需求增加，给以出口原油、矿产和农产品为主的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带来了一定的支撑。但随着全球经济复甦减弱，能源价格回落后，拉美国家不稳定的贸易结构和内生性增长不足等问题仍会显现，未来如果比较可行的改革举措和政策扭转这种局面，拉美经济仍会遭遇新的外部冲击。至今拉美经济仍有金融自由化政策留下的阴影，如何有效解决外部高度依赖性问题也有待破解。

　　全球通胀高企以及接下来大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加速，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可能再度加剧，而加息所导致的信贷成本上升将挤压生产投资和消费需求。同时，大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和衍生仍很难评估，拉美等国将可能再次面临资本外流和汇率剧烈波动的风险。2021年初以来，巴西连续七次加息，目前巴西基准利率已达4年多来最高水准，墨西哥连续五次加息，目前基准利率达5.50%，阿根廷、智利也相继实施加息政策，以应对通胀螺旋上升。未来，拉美国家仍将寄希望于通过加息的方式来解决国内严重的通胀问题，但输入型通胀短期内很难消退，通胀风险叠加资本外流会削弱拉美经济复甦的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显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在2020、2021（预测）、2022（预测）的经济增速分别为-7.0%、6.3%、3.0%，三年平均增速为0.87%，而2019年的经济增速为零以下，可见拉美经济已经深陷低增长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经过数次金融危机后，其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仍在于这些拉美国家未能摆脱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长期负面效应。在政局动荡和经济社会失衡的不利形势下，拉美国家也很难短期内扭转发展颓势，只能被迫通过被动加息的模式。鉴于目前拉美国家正在或将来可能遭遇国内通胀与输入型通胀的双重压力，很可能迎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周期，其结构性矛盾仍难以在短期内进行调和。如何吸取过往的经验教训实现经济重生仍需艰辛探索。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