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高通胀持续数年,阿根廷的经济民生状况恶化。图为阿根廷卡车司机上月在图库曼郊区,抗议柴油燃料长期短缺和价格飞涨。
阿根廷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重要成员,同时也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但因多种原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通胀、低增长和高债务的特征。从阿根廷的经济转型进程可知,作为后发国家,脱离国情盲目改革或产生严重负面效应。至今,阿根廷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不仅屡次遭遇外部冲击,而且深陷恶性通胀和外债危机。
近年来,阿根廷也在积极推动债务重组、改革汇率制度、启动液化天然气出口,以及发展清洁能源,同时稳定工业和贸易增长,对外方面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和“金砖+”机制,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对阿根廷来说,当前首要任务在于解决存量债务和恶性通胀问题,稳步推进国内改革,并为经济转型创造积极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经济积弱的典型特征
阿根廷高通胀延续数十年,外债上升与贸易失衡不断削弱其经济增长潜力。主要表现为两大典型特征:
一是饱受高通胀困扰。阿根廷的高通胀已成为阻碍发展的“顽疾”,导致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扭曲。阿根廷统计局数据显示,1945至1953年间阿根廷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均增长率保持24%的高点,1970至1975年的年均通胀率升至46%,1980至1990年间的平均值超过了1000%,2012至2020年的平均值也在32%以上。受到持续数年的高通胀影响,阿根廷的经济民生状况不断恶化,削弱了居民消费信心,尤其低收入群体遭遇饥饿和贫困。如果恶性通胀从短期走向长期化,有可能会引发通胀螺旋。阿根廷迄今仍未能找到解决通胀的方法,反而强化了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
二是常年陷入经济衰退。阿根廷在二战后并未与巴西、智利等拉美后发国家一起,把握发展机遇、稳定经济增长,而是陷入到了长期的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1980至1990年间阿根廷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同比增长率平均值不到1%,2002年因债务危机经济增速萎缩了10.89%,2012至2019年阿根廷的年均GDP实际同比增速维持在-0.29%。经济增长波动较大,凸显阿根廷经济转型和经济政策的“锺摆”效应。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发生后,阿根廷经济萎缩9.9%,出现了严重衰退趋势。不过,除去通胀因素外,阿根廷仍然徘徊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
转型的主要难点
阿根廷经济共经历过两次债务危机,但始终未能真正走出衰退困境,经济转型前路仍十分艰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贸易结构失衡且短期难以扭转。阿根廷倚重初级产品加工、纺织业等轻工业发展,在生产设备等工业制成品方面严重依赖进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5至2020年间阿根廷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41.18%降至15.37%,降幅超62%,虽然在1980年代制造业增加值有所回升,但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和债务问题未能持续推进。同期,阿根廷的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1965年的10.38%增至2020年的30.15%,二十世纪初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40%。总体上,阿根廷仍以进口中间品、出口农产品及部分油气资源为主,贸易顺差优势并不突出,而且极易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冲击。
近年来,阿根廷开始加大科技创新支持,2020年启动“国家科技创新2030战略规划”,重点支持区域科技创新和重点领域突破,但短期扭转经贸失衡结构具有很高难度。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债务积压削弱了长期增长潜力。自1816年独立以来,阿根廷至今共出现九次主权债务违约事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阿根廷外债的规模呈现周期性上升的趋势,其外债存量占GNI(人均国民总收入)比重从1970年的19.39%上升,虽然后来出现过数年回落,但在2002至2004年第二次债务危机再创纪录,2020年仍然维持在66%以上。2022年3月,IMF执行董事会批准了未来二十个月内向阿根廷提供约合32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债务再融资计划,缓解短期债务压力,避免发生债务违约。假设外部环境不稳、内部复苏不彰,阿根廷仍面临大规模债务违约的挑战。
经验与启示
后发国家普遍存在外债规模庞大、工业基础缺乏、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从阿根廷身上我们可以汲取三点经验教训:
一是经济转型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阿根廷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及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十九世纪初即成为了欧美国家的重要原材料供应国。阿根廷经济增长始终以农业和农产品贸易为突破口,长期依赖也形成了路径依赖。但由于二十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遭遇了两次失败的政治改革,执行了错误的发展路线,包括进口替代战略和经济金融自由化政策,以及盲目推进大规模私有化,最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扭曲,比较优势成为了后发劣势,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于窘境。
由此可见,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应聚焦比较优势,在实现充分积累和政策应用成熟的基础上谋求改革,一旦出现激进改革或不切实际的创新政策,就可能导致经济成果毁于一旦。也因此,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错失良机,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二是工业发展水平与贸易结构应保持均衡状态。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的外部依赖性是较为客观的事实,既符合国际贸易分工比较优势理论,也契合了几轮全球化的网络效应。部分后发国家也借此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不过,阿根廷在获得相对竞争优势后,对于工业部门的选择缺乏战略眼光,囿于农业和农产品出口的短期优势,对重点科技创新领域的关注度较低,最终造成全要素生产率长期处于低增长水平。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阿根廷很快在新一轮全球化制造业竞争中失利,工业生产能力的下降致使其贸易逆差也在持续扩大,国际收支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于后发国家而言,未来全球化竞争将日益加剧,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巩固工业基础、增强制造业竞争力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核心要义,否则就会演变成后发劣势。
三是宏观治理须基于发展实际而做出调整。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理论和实证的支撑,但后发国家大多在理论上较为匮乏,不仅没有本土的现代经济治理知识,而且也没有较为充足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因而主要依靠学习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但数十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遭遇到了困境。二十世纪80年代阿根廷就因盲目推行经济金融自由化而吞下债务危机的苦果,陷入到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扭曲操作陷阱。
同时,阿根廷积累的大规模外债也削弱了财政政策效力,货币政策受制于债务积压和通胀约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后发国家应加快推进宏观治理体系建设,既要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也要探索“以我为主”的宏观治理框架,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相适应、相协调,保持合理均衡的债务水平,维护主权债务信誉。
未来展望
阿根廷作为后发国家,自身经济基础较好,具备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和有利的农业发展条件。但由于阿根廷所推行的改革政策缺乏共识,造成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不安,常年被恶性通胀困扰,外部债务负担亦十分沉重,经济增长很快显出疲态。尽管阿根廷两度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却未能保持连续性,两度爆发债务危机,最终因转型失利而陷入“中等收入发展陷阱”。
目前该国高通胀风险仍有加快上升的可能,美国加息与本国通胀将致使阿根廷经济复苏受挫,加上美元流动性加快收紧,将可能导致阿根廷偿债付息压力剧增。虽然阿根廷暂时获得了IMF的再融资支持,避免了债务违约风险,但如何化解潜在的中长期债务危机仍是未知数。倘若财政扩张政策因债务规模庞大而受限,货币政策操作因恶性通胀而逐渐失去效能,则宏观治理体系和经济模式的转型可能成为棘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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