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疫后部分国家劳动参与率下滑，与年龄结构、经济因素、疫情影响等三方面有关。

　　全球劳动力市场今年开始逐渐修复，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回落至疫情前水平，但部分国家并没有完全恢复。以美国为例，劳动力市场持续呈现“供不应求”的状态，职位空缺率大幅走高，拉高了薪资增速，并抬高了通胀中枢。但海外数据实证结果显示，本轮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主要与新冠原始病毒株感染率和Alpha变异株感染率有关，Omicron对劳动参与率不存在显著影响。

　　对于劳动参与率难以恢复正常的原因，主要有年龄结构、经济因素、疫情影响等三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个广泛接受的解释是退休潮。以美国为例，1950-1964年的美国婴儿潮对应了2008年开始的美国退休潮，2008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12.6%，2021年已经上升至17%。按照亚特兰大联储的估算，以1998年为基准，2009年退休对劳动参与率的拖累为-0.01%，到2019年已经升至-2.91%，2020年为-3.69%，2021年为-4.11%，退休对劳动参与率的拖累程度逐渐加深。

　　第二个解释是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疫情后美国和澳洲的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均恢复较快，2022年9月美国失业率为3.5%，低于2019年末0.1个百分点；澳洲失业率3.54%，低于2019年末1.5个百分点。所以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应该不是没有就业机会，实际上美澳两国的职位空缺数量均大幅高于疫情前。

　　补贴愈高 躺平愈多

　　更有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疫情期间政府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居民部门积累了大量的超额储蓄，部分居民可能提前退出就业市场。疫情期间，美国和澳洲均推出了针对居民部门的大规模财政刺激，结果是政府部门的赤字率和杠杆率大幅上升。2020年和2021年美国政府赤字率为14.9%和12.4%，此前三年均值为4%；澳洲政府赤字率分别为8.6%和7.7%，此前三年均值为2.5%。美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从2019年末的99.3%上行至2021年末的117.9%，澳洲政府部门杠杆率从39.8%上行至54.4%。

　　对比来看，美国政府赤字率和杠杆率上升幅度更大，财政刺激力度更大，居民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可能也更强，这是两国劳动参与率恢复程度差异的第二个潜在解释。

　　第三个解释是新冠疫情，这个颇具争议。一些研究将劳动供给不足归因于，新冠感染的后遗症即长新冠及劳动者对于反复感染的担忧，部分劳动力彻底退出了就业市场。根据媒体报道，长新冠导致200万至400万美国人无法工作。但实际上，澳洲和美国均出现了大范围的感染，澳洲的新冠总感染率甚至高于美国。截至2022年9月末，澳洲总感染率（累计新增／国内人口）为39.8%，美国总感染率为28.3%，所以仅用总感染率水平并不能解释美国和澳洲的劳动参与率差异。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的总感染率虽然更低，但是在前几轮新冠大流行期间的感染率更高，而澳洲主要是在Omicron大流行期间的感染率高。澳洲在三轮疫情大流行期间（原始株、Alpha、Delta），感染率仅为0.1%、0.01%和0.7%，而美国前三轮的感染率为2.7%、7.3%和4.4%。直到Omicron流行时，澳洲的管控力度才有所放松，感染率达到了39.4%，而美国在Omicron期间的感染率只有14.4%。

　　由于每一轮新冠流行株的致死率和后遗症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简单用新冠总感染率来解释劳动参与率的差异，而要考虑每一轮新冠大流行期间的感染率。

　　放开愈早 冲击愈大

　　截至目前为止，笔者至少发现了劳动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刺激力度、经济增长表现，以及每一轮新冠流行毒株感染率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疫后劳动供给或劳动参与率的恢复情况。为了更好分析以上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笔者构建了实证回归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参与率，解释变量包括新冠感染率、GDP增速、人口年龄、政府杠杆率、居民杠杆率，同时设置了四个疫情虚拟变量来区分不同流行毒株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笔者用了12个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涵盖了五个大陆和不同发展水平（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奥地利、澳洲、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阿根廷），也考虑到了数据质量和可得性，时间跨度为2019年1季度至2022年1季度。为了区分国别效应，经过豪斯曼检验后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

　　实证结果如下：

　　1）年龄对劳动参与率有负面影响，但并不显著。年龄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方向与前文推断一致，即劳动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年龄结构的原始数据频度较低（对年度数据插值降频为季度），导致模型结果的显著性下降。

　　2）经济增长对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快速修复时，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求职难度降低，薪资待遇提高，从而带动劳动参与率的回升。如上文所提及，疫情后影子劳动力（因经济原因等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适龄人群）对劳动参与率的拖累逐步降低。

　　3）财政补贴（政府杠杆率／财政支出同比）对劳动参与率具有负面影响，但不显著。笔者认为疫情期间的财政补贴只是给居民部门的一次性转移支付，老龄就业人口可能在获得该笔额外收入后会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对于大部分适龄就业人口而言，暂时性的转移支付只会拉长回归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并不足以让他们彻底退出劳动力市场。

　　4）居民杠杆率对劳动参与率有正面影响，显著度较弱。这一点与政府部门杠杆率的影响相对应，即居民部门负债上升时，往往有更强的意愿回归劳动力市场以赚取收入。

　　新冠感染是否会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过去四轮新冠大流行感染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方向均为负，但是显著性逐轮降低。

　　模型结果显示，感染新冠原始株和Alpha株，对于劳动参与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原始株感染率的显著度更高。但是感染Delta株和Omicron株，对于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这个结果解释了为什么从2021年末开始以澳洲、韩国、意大利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感染率大幅上升，但劳动参与率也在稳步修复。

　　新冠感染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逐轮下降，原因可能是随着毒株传染性不断提高，致死率逐渐降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在降低。研究表明，2020年原始毒株的R0（基本传染数）约为2.5，Alpha毒株为4至5，Delta为5至8，Omicron则在9.5以上。原始毒株期间（2020年10月之前）WHO（世界卫生组织）口径全球累计死亡率为2.7%（最高为7.6%），Omicron期间（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死亡率为0.37%。

　　随着毒株变种及推广疫苗接种，居民感染后出现后遗症的概率也在下降。2021年1月英国研究数据显示，未接种疫苗的居民感染新冠后的12周里，出现后遗症的概率为14.6%，在接种两针疫苗后概率下降到9.5%（这一时期的毒株主要是Delta）。2022年7月英国更新调查数据后的结果显示，接种两针疫苗的人感染Delta毒株／OmicronBA.1毒株后，出现后遗症的概率为9.2%／4%；接种三针后，概率则为5%／4.5%。

　　海外数据实证结果显示，本轮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主要与原始株感染率和Alpha株感染率有关，Omicron对劳动参与率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财政转移支付对劳动参与率下滑的影响偏短期，经济好转能够更快地推动劳动参与率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