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服务消费具备充分潜能，与新兴服务业领域投资有望形成良性循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近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对2024年的部署中，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对高质量发展“量”和“质”的重视度均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在于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纵观会议通稿，笔者认为，本次会议中的六个提法值得关注。

　　一、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会议肯定2023年经济工作成绩，直面其中的困难与挑战。回顾2023年经济工作，会议指“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对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首先重申202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提法，“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笔者试以工业需求为切入点阐释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立”与“破”。基于投入产出表及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房地产部门对2020年工业总需求的直接和间接拉动在约24%，至2023年前10个月已下滑7个百分点至17%；同期，基建在工业总需求中的占比仅提升了0.5个百分点，代表经济新动能的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以新能源为主体）制造业对工业总体的拉动作用合计提升1.8个百分点至14.6%。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立”的带动尚不足以完全对冲“破”的拖累，这也是过去两年中国实际GDP增长低于潜在水平的原因所在。只有在新动能“立”与“进”成效凸显，传统动能“稳不失速”的基础上，才可畅言“后破”。

　　二、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会议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重点工作的靠前位置，紧随其后的便是“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鉴于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点或在服务业领域。笔者认为，服务消费具备充分潜能，与新兴服务业领域投资有望形成良性循环，将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

　　服务业设施不断完善，有助于以供给侧改革驱动消费需求的增长。高技术服务业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相关投资有助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强服务消费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度，继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而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以政府为主导，投资扩大也有助于改善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紧张的现状，减缓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三、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会议在把控全局的高度上，定调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重点涉及“用好财政政策空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扩大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等内容。

　　一是，2024年财政定调仍较积极，预计赤字率目标落在3.6%至4%之间。回顾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财政赤字率下调年份的定调往往看重“质效”，避谈“力度”。例如“提质增效”、“取向不变”、“更加积极有效”等。相比之下，“加力”一词较为积极，对应于财政赤字率提升的年份，但“适度”的定语对其积极程度略有削弱。

　　二是，“提质增效”旨在财政支出结构改革。2023年10月，全国人大批准增发1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特别国债，拓宽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想像空间。笔者认为，2024年财政支出方向有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将更多向教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水平等民生领域重点倾斜，削减“一般性支出”，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各级政府既要当好“铁公鸡”，又要打好“铁算盘”。

　　三是，严肃财政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当前各地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地方债务风险急剧上升，为了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障基层“三保”工作的顺利推进，应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2023年按照预算，中央财政安排对地方转移支付10.06万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2.3万亿元，增长10.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4107亿元，增长8.7%。

　　四是，提出合理扩大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扩大专项债作为资本金的范围可以更好配合财政资金向保障性工程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倾斜。笔者预计2024年专项债资金可能更多投向城中村改造、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在提升地方财政资金使用灵活性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发挥专项债对投资的拉动作用。

　　四、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仍较宽松。会议指，“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回顾近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历史上对应于2016年、2019年、2020年、2022年和2023年，皆是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年份。

　　为“形成合力”、“放大组合效应”，2024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将进一步增强。除熨平日常财政收支的影响、支持政府债券集中发行外，还可能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政策发力必要性提升的关键时点，财政的加力和货币的降准降息可能同时出现；二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协同，“财政为主、货币补位”。预计2024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加强对民营企业和房地产“三大工程”的支持，关键领域财政贴息与货币再贷款投放或并驾齐驱。三是，协同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央行“统筹协调好金融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相关流动性支持工具（SPV）或将于2024年落地使用。

　　五、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会议中，重点工作的第五条是“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而“风险隐患仍然较多”是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之一。防范化解风险，实现政府投资的“进”，房地产行业的“稳”，也是“巩固经济向好势头”的重要支撑。

　　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不改政府投资的“进”。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增支减收”责任加大，隐性债务再度扩张，土地收入趋向下滑。今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一揽子化债”方案推进，已助力城投债信用利差较快下行，但与之相伴的是对12个重点省份举债的监管更加严格。为此，本次会议提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强调经济大省做更大贡献，有助于打消市场对“化债”制约政府投资“扩内需”的无谓担忧。

　　“三大工程”落地，助力房地产行业的“稳”。过去两年间，商品房销售、房地产投资持续较大幅度调整，对上游原材料、下游家具家电等后周期消费品需求形成冲击，也通过土地市场、房企信用等渠道推升潜在金融风险。本次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态度更加务实，并重申“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三大工程”、“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提法。

　　六、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本次会议相较2022年更加强调发展新的外贸动能。比如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出口等。同时，会议重视在电讯、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着力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和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这反映出中国在对外开放策略上的深化和细化，有意将外贸与国内优先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新兴业态相结合，助力国内优势产业发展。

　　会议新提“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2023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为遏制通胀，普遍已加息至5%左右，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利率水平。海外高利率环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溢影响，集中体现在资金外流压力与货币贬值风险。外管局口径下，2023三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直接投资（负债方）淨流出118亿美元，为1998年有季度数据以来首次。

　　近期美元升值压力正在缓解，2023年以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亦保持相对稳定。从这一角度理解，本次会议对于“外资”的关注相对有限（仅提及一次），对于外资流出的压力似并不过度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