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接25日A11版

　　（二）经济增长模式加快调整，内生性增长承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加入WTO后，中国主要依托政策扶持、人口红利以及大量外资建立“世界工厂”地位。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却是以高能耗、重污染为代价，不可持续。研究显示，2000至2010年间中国环境治理成本占每年GDP的比重达到6.5%。“十四五”规划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将会加快淘汰，高新技术、数字经济产业、消费升级等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中国将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的主体作用凸显。从贸易结构上来看，虽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在上升，但中国的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5%降至2021年的37.5%，表明对外依存度下降。近年来消费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则明显提升，但发达国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均在50%到65%左右，中国则为38.4%，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如何进一步增强内循环发展动能，将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增长的一大关键。

　　（三）投资拉动作用减弱，投资结构亟待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被证明具有显著成效。国际比较看，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等在早期发展阶段，投资拉动经济的效果均比较突出，包括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工程建设，为工业化和制造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世界银行统计显示，1970至1980年代日本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30%到40%，2009至2021年间中国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则保持在40%以上。研究指出，投资（即资本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过大，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2015至201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达到80%。目前，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构建起比较完善的体系，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速基本达到一个顶点，其中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占比偏高，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将减弱。欧盟委员发布的2022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数据显示，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私营部门研发投入全球占比分别为40%、17.9%、17.6%。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投资的贡献度和投资回报率均在持续下降。因此，下一阶段迫切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在锻长板、补短板领域增强投资效益和效率。

　　（四）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外部发展环境更加复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处于分化和分裂趋势，传统上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外部增加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必然会对中国经济转型带来新的压力，导致国际循环的生态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全球治理赤字和世界经济秩序调整“耦合”，导致“逆全球化”和政治“极化”问题，大国博弈引发的“选边站”迫使新兴市场国家“站队”，对中国提升贸易价值链地位可能构成新的威胁。WTO预测模型显示，如果世界经济分成两个贸易集团，长期看全球实际GDP预计将下降约5%。从近年来欧美国家开始推动的包括“近岸外包”“去风险”政策以及各类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以及层出不穷的经贸和科技制裁等，严重削弱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空间，新兴经济体往往深受其害，进而抬高出口国贸易成本，威胁到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导致外商外资预期不稳，信心也有下降，迫切需要稳外资稳外贸。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创造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国际营商环境。

　　三、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阶段，稳增长仍是重点。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十四五”时期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必然要求具备稳定的经济增速支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具有世界意义，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2013至2021年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8.6%，超“G7”国家总和（25.7%）。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无论是科技自立自强、扩大内需还是区域协同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战略部署，均聚焦于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障碍，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新的增长动能，寻求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国际国内环境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更高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日本经济衰退期，由于宏观政策实施节奏偏慢、政策配合不够以及社会预期转弱等，未能达到政策效果。因此，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更显重要，既要考虑短期的流动性需求，也要着眼于稳定中长期杠杆水平。宏观政策需要把握好两个维度：其一，合理的赤字增长以及财政收支均衡、结构优化等仍是重点，落实“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的要求，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其二，货币政策调节应把握好节奏，兼顾政策利率、市场利率和实际利率的传导效率，社会融资规模、M2以及信贷投放的规模、增速与结构的优化须保持均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总体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将有曲折，但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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