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今年财政将会是被动紧缩，货币适度宽松，这将使得美债收益率适度下行，更令经济弱于过去两年。

　　2024年美国政策环境或与过去两年相比正好相反：财政被动紧缩，货币适度宽松，这将使得美债收益率适度下行，对纳斯达克指数等资本市场构成一定利好，但将使得今年美国经济弱于过去两年。

　　去年初，资本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即将进入降息周期。而笔者当时在《资本市场十大猜想》中明确指出，白宫对美联储态度鹰鸽取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回顾过去百年历史，现任总统谋求连任的“选举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往往呈现鸽派超预期的特点。故当时笔者判断：为了2024年“选举年”美联储转鸽，在2023年上半年的选举“空窗期”及美国通胀仍在高位的背景下，联储或将呈现鹰派超预期，旨在为2024年留出政策空间。

　　财政紧缩货币宽松

　　就2024年而言，要特别注意：美国货币、财政政策基调相对2022-2023年的“互换”：过去两年，美国经济和资本市场之所以在高利率背景下维持强势，一个最直接和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财政支出在2022-2023年一直呈现强势扩张。但在2023年10月初期间，美国众议院出现混乱：民主党支持少数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罢免了此前相对较为温和，且愿意与民主党达成一定程度妥协的共和党建制派议长麦卡锡，而新任议长是特朗普支持的共和党保守派代表约翰逊。

　　由于共和党保守派的主张会最大程度地对拜登政府相关财政支出方案形成制约，且不会轻易在任何议案进行妥协。可以预见，美国2024年通过任何有力度的财政政策难度都将是过去两年几何倍数增加。相应地，美国2024年大概率处于被动的财政紧缩。

　　由于2024年是“选举年”，叠加当前拜登民调支持率相对不高。在此基础上，美国财政、货币政策很难同时“双紧”，大概率通过美联储鸽派一定程度上对冲财政的被动紧缩。故2024年整体美联储将呈现偏鸽，美债收益率大概率在2023年已见顶。

　　但也要看到，由于地缘变局下所谓的“全球供应链重构”，而拜登、特朗普为了自己的选举，对美国汽车工人等罢工“涨薪”要求的全力支持，加剧了美国国内工资上涨并使得本土通胀回落速度相对较慢。故本轮美联储鸽派周期与美债收益率下行斜率或弱于以往“选举年”同期：今年美债收益率大概率呈现缓慢下行的特点，同时美联储将开启降息周期，但全年降息次数或一至两次左右，降息时间大概率分布在下半年选举白热化阶段。

　　地缘政治有惊无险

　　2024年美国货币政策略鸽，财政偏紧或将带来以下影响：首先，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更为直接，预计美国经济大概率弱于2022至2023年，这将对中国出口构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其次，美联储偏鸽与美债收益率下行，一方面将对纳斯达克、黄金、新兴市场等全球无风险利率敏感类资产构成一定利好；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货币政策空间提供支撑，故2024年中国货币政策整体仍将维持合理充裕的基调。

　　2024年全球“选举年”，或将对中美角力、资本市场等方面形成较多扰动，全球贸易摩擦或将加剧，但最终全年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

　　在2023年初的《资本市场十大猜想》中，笔者指出：由于俄乌等地缘冲突，美国基于稳定全球秩序的需要，中美两国或将呈现一定阶段性战术缓和的特征，但美国对华高科技等方面的限制仍将强化。2023年中美高层频繁磋商，中美元首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晤与美国对华人工智能（AI）、芯片等方面限制不断强化，均说明了这一较为复杂的地缘环境。

　　就2024年而言，全球诸多热点地区──美国、俄罗斯、欧洲、中国台湾地区进入“选举年”，市场普遍担心全球地缘风险将呈现“惊涛骇浪”的特点。但笔者认为，“选举年”过程中候选人部分激进选举主张，伴随民调起伏或将在全年对资本市场构成持续扰动，但最终盘点全年风险却整体可控，因为多数热点区域选举结果较为确定，基本以延续现状为主。

　　以最为重要的美国大选为例，当前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党内支持率遥遥领先其他候选人，而特朗普明确表示“若再次当选，将全力着手与中国的脱钩行动”。这或将使得市场在2024年下半年，因美国民调与选情的此起彼伏，担忧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并开启新一轮对华关税战、贸易摩擦。与此同时，大选激烈阶段，两党往往为了选情采取对华较为强硬的立场。因此，2024年全年相对2023年，全球地缘的扰动对市场的阶段性影响或将更大。

　　考虑到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对新能源车、光伏等领域产能“军备竞赛式”扩张，在2024年全球需求难以快速增长及“选举年”下各国政党对于所谓“民意”的重视程度提高，预计20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间围绕上述产能增加较快的新兴领域，一系列反倾销调查、关税等贸易摩擦相对2023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增加。投资者亦要关注，全球贸易摩擦的增加对于中国部分行业出口可能的影响。

　　但笔者要强调的是，最终从全年来看，“选举年”整体很难形成重大地缘“黑天鹅”，原因在于：在当前俄乌、巴以等方面地缘冲突尚未平息前，美国和西方整体对华态度，仍以稳定关系、进而稳定现有全球秩序体系为主，过于激进的对华升级举措出台概率并不高。

　　“选举年”成重大不明朗因素

　　更重要的是，拜登连任概率实际显著高于当前市场预期：

　　从逻辑上看，特朗普的激进主张和行为，无法获得对于大选其决定作用的中间选民和关键州的认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和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也均表明了这一点。

　　从数据上看，尽管当前拜登民调似乎较大幅度落后特朗普，进而容易引发市场担忧。但从历史上看，早期民调一般和大选结果不一致，《华盛顿月刊》就统计，自1976年以来，只有三次大选，选举前一年的早期民调与大选结果差距不大。

　　从真实选情数据来看，2023年以来，美国举行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大选指向意义的关键州──弗吉尼亚、俄亥俄等州的议会选举。尽管选前民调，共和党基本都占据某种优势，但最终选举结果是民主党几乎在所有关键州选举中取得压倒性优势。

　　真实选情与民调背离的原因在于：民主党的基本盘（如：年轻人、女性、有色族裔）人数大于共和党基本盘（白人、中老年人、福音派基督徒），但过去投票率偏低。近年来，特朗普裹挟下共和党主张变得越发激进，这反过来激发了民主党基本盘的投票率。2023年以来，上述各州实际选情与民调背离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共和党通过司法限制女性堕胎权方面的激进主张，激发了传统上政治参与率较低的年轻女性选民的投票率。

　　因此，在目前特朗普大概率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背景下，其激进的主张将激发民主党基本盘投票率，而如果民主党人的投票率拉到与共和党相近的水平，共和党人获胜的可能将大幅降低。

　　笔者认为，2024年“选举年”最重要的美国大选，拜登连任的概率依然很大。这意味着未来五年，美国整体政策框架仍将延续当前偏建制派的特点，美国整体对华外交框架也将延续当前“竞争，但不寻求对抗”的特征：或继续强化在高科技限制、供应链重构等方面的努力，但大规模加征关税为代表的“贸易战”等“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较低。

　　就其他地缘风险而言，俄乌冲突的超预期演绎仍然是2024年最重要，也是最容易产生重要冲击的地缘风险，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相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