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特区政府将发债融资用于投资北部都会区、交通基建，有助于刺激经济和改善民生。

　　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新财年政府将发债1200亿港元，有市场人士忧虑香港未来或需借贷度日及陷入结构性财赤。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市民不仅无需“谈债色变”，政府适当发债还有助香港经济复苏。

　　虽然部分人士“谈债色变”，但现代社会，任何个人或国家、地区均可能背负债务。不管是用信用卡消费、还是贷款买楼买车，实质都是一种债务融资。小到个人如此，大到国家或地区亦然，政府亟需发展经济又暂时缺乏资金，便需债务融资。

　　社会不应谈债色变

　　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债务融资，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早在16世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帝为筹集对法国战争的资金，利用其领地荷兰联邦议会的信用来为其发行债券。对于债权人而言，议会作为永久性机构，其信用度要高于国王。哈布斯堡皇帝为了发行长期低息债券，将用于偿还本息的税收权交于荷兰议会，1542年又将设立新税种及决定财政支出的权限交给了议会。荷兰联邦议会以未来的税收收入为保证金，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发行债券，供投资者自由购买。

　　哈布斯堡皇帝在无意中推动了一次制度创新，把皇帝的“私人债务”转换为面向市场发行的“公共债务”。在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来自荷兰的威廉继承英国王位，威廉把这套制度带入英国，而宿敌法国却一次次遭受财政危机的困扰。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由于法国国王经常违约，投资人提高了债务利息。18世纪后半叶，英国国债的平均利率仅为3.7%，但法国信用最好债券利率也达到6.1%。

　　高利率导致法国在战争中付出更高的财政成本，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的失败并非偶然。相比法国，市场更加相信英国能战胜。由此可见，政府债务融资能力高低反映了市场对战争胜负的预期。

　　到了现代社会，政府发债融资能够助稳经济发展，各大经济学派对此已有较为统一的共识。如凯恩斯学派（The Economics of Keynes）认为，短期内政府债务增加能够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以刺激经济。又如，著名的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Barro-Ricardo Equivalence Theorem）也认为，政府负债并不影响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众多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各国经济增长与政府主权债占GDP比重之间存在一个最佳债务率，如达到这个最佳债务率便能令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世界各国运用经济学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发展的例子比比皆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增加发行国债。这些国债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就业计划和社会福利项目，为经济注入了大量资金，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复苏。在“二战”后的经济困境中，欧洲各国面临巨大的经济重建任务。各国政府遂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用于重建基础设施、恢复生产力和提供就业机会。这些国债的发行促进了战后欧洲的经济迅速复苏和发展。

　　珠玉在前，香港特区政府此次发债融资，相信亦是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明智之举。虽有外界担忧特区政府未来持续借债，或令债务水平过高，从而限制了特区政府未来投资、服务民生领域的能力。但当前香港特区政府债务占GDP比率仅为54%，远低于近邻新加坡的168%，也远低于美国的123%、日本的255%。IMF数据更显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率超120%。可见，香港的债务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处较低位置。

　　而且，虽然按照国际社会标准，债务／GDP占比超过60%就被视为高负债、高风险。但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债务水平高不高，并不只看占比，也要看政府信誉；政府会否出现债务危机，也不只看占比，更要看政府信誉。这也是日本债务／GDP占比高达255%，美国高达123%，但两国均无出现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相比日本、美国，香港更无后顾之忧。除自身财力雄厚，拥有超过3.3万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和愈700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之外，香港还有中央政府作为坚强后盾，无疑将予债权人极大的信心。因此，纵使特区政府未来五年总发债约5000亿港元，但对政府财政负担不大，且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债务也游刃有余。

　　出现结构性财赤机会微

　　更加重要的是，政府未来发债所得资金，绝非用于经常性开支，而是全数用于投资北部都会区、洪水桥厦村新发展区、交通基建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基石，特区政府将发债融资所得用于发展基建，无疑将有助于刺激香港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

　　“要想富，先修路”，在经济学领域并非只是一句口号。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外部性，其所带来的溢出效应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也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实物资本的积累带来经济增长。

　　香港特区政府将发债融资所得用于发展北部都会区开发和基建项目，相信正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所言，不仅基建项目可带来经济回报、社会效益和改善市民生活环境，还有助于特区政府更加掌握土地供应主导权，从而为香港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多土地储备。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由于香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需依靠发债来维持财政储备，加上特区政府过去数年未能摆脱财赤，令不少外界人士担心将会出现结构性财赤的问题，个别人士甚至认为香港已有结构性财赤问题。

　　所谓结构性财赤，简单而言就是支出持续超过收入，且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解决，政府需一直发债来填补赤字。按国际标准，判断是否出现结构性财赤取决于以下几个综合因素：一是赤字规模。赤字超过GDP的3%至5%可以被视为危险的信号，当前香港接近3.4%。二是债务／GDP占比。超过60%的债务占比例被视为高水平，香港现在为54%，未超该水平。三是利息支付占财政预算比例。超过20%的利息支付占财政预算比例被视为高水平，而香港现在仅为个位数。此外，长期债务可持续性、财政结构和支出这两个因素，也被视为判断是否出现结构性财赤的主要综合因素。

　　香港偿债压力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3%的赤字率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指标，皆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情况和财政可持续性目标各不相同，可能存在差异。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也并不能单独确定一个赤字是否结构性的问题，还须考虑赤字的持续性、债务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等因素。显而易见，香港特区政府拥有庞大外汇储备和财政储备，且一直获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在有关因素上并无出现危险信号。

　　可见，按国际现行标准，当前香港并无结构性财赤问题，未来则应量入为出，避免留下结构性财赤隐患。

　　实际上，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国际资本的竞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大规模、低成本、可持续地吸引到新鲜资本，哪个国家或地区就会获取竞争优势。从古到今，高效的发债制度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融资能力的体现，也都是决定着国家或地区兴衰的重要因素。故此，香港特区政府未来若有能力以较低成本、较大规模持续发债，吸引更多外来资金投入香港基建项目，一方面有助于刺激香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更凸显外界持续看好香港发展前景，因此才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参与香港未来的发展。

　　对香港特区政府而言，未来除要继续提速发展基建释放经济活力之外，也应考虑引入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香港的基建项目建设，以减轻特区政府作为举债主体的责任。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亦应量入为出，加强监管审计、准确评估各基建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大程度降低基建项目回报若不如预期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从而逐步消除部分人士对政府需借贷度日、陷入结构性财赤等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