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欧盟的治理体系复杂但效率偏低,过去二十多年欧盟一体化所释放的红利逐渐消退。
欧元区经济自2020年以来增长低迷,部分成员国经济发展停滞,落入“高通胀+高债务+低增长”的发展困局。究其原因,除了欧元区自身经济转型缓慢之外,还与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有关。
2008-2022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平均增速约0.9%,不但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更远低于主要大型经济体的增速。初步统计,2023年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德国经价格调整GDP同比下降0.3%,法国、意大利GDP同比均增长0.9%,不足1%。研究指出,未来十年欧元区经济的增长可能“慢如蜗牛”、停滞不前。
经济深陷低迷之困
首先,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单一市场近乎饱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欧元区经济增速表现相对突出,2008年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在多个年份出现衰退。欧元区之所以长期落入低增长,主要有两方面拖累:一方面,欧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主要依靠德国和法国两个主要经济体,但近两年德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停滞。另一方面,欧盟的货币政策虽统一,但财政政策分散,2011-2012年欧债危机的爆发凸显了这一结构性矛盾,囿于成员国存在较大分歧,欧盟内部财政协调难度加大,财政扩张受阻。
欧元区内部还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严重问题,致使欧盟单一市场的消费市场近乎饱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年下降。1983-2022年欧元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降至52.3%,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约60%),而且也低于高收入国家(58%)。
其次,地缘政治持续冲击,贸易和投资不断萎缩。欧盟一体化前期已释放大量红利,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欧盟的角色和地位提高,同时战略自主性相对较强。但随着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
从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流量最高曾超过6600亿美元,但2022年首次降为负1250亿美元,区域内国际资本大范围流出,这一现象虽与2022年乌克兰危机有关,但也反映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偏弱。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使得欧元区贸易增长也受到负面冲击,2023年1月-12月欧盟进出口累计同比下降6.55%,近十二个月趋势向下。
再次,科技创新逐渐式微,产业升级空间受阻。欧元区经济增长除依靠消费需求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制造业支撑。过去数十年,德国的经济维持较稳定增速的关键,也在于其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比如汽车制造、机械装备、电子电气等。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传统制造业逐渐被数字化、智能化所替代,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产业涌现,欧元区主要经济体未能抓住产业转型的新机遇,前沿科技创新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升级较为缓慢。
统计显示,1990-2022年欧元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最高的20%左右降至15%不到,远低于中国近30%的比重。同时,欧元区内的跨国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化工、汽车制造等,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及投资不足,尚未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增长面临诸多难题
其一,内生性增长不足,经济结构转型缓慢。欧元区内的主要经济体普遍为高收入国家,早期经历了中高速增长周期,但这种先发优势的积累因经济转型滞后而逐渐丧失。从PCT专利申请量来看,2000-2015年德、法两国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申请量的增幅分别达43.1%、103.5%,但之后处于停滞甚至下降趋势,2016-2023年德国PCT专利申请量下降7.6%,同期中国PCT专利申请量的增幅高达61.6%,且总数占德法两国合计的280%。
欧元区经济内生性增长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产业协同和要素集聚效应偏弱,欧盟多数成员国的经济体量较小、产业集群效应不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德法等大型经济体;二是企业变革和创新动力偏弱,欧元区虽有不少的老牌跨国企业,包括隐形冠军企业、科创企业,但新兴科创企业不多,包括独角兽企业数量远不如美、中、印等国;三是缺乏经济转型新动能,乌克兰危机暴露出欧盟能源外部依存度高的短板,能源成本抬升也损害了德国等欧元区的制造业企业,在欧盟力推能源转型计划后,欧元区经济结构转型将面临更大挑战。
其二,外部空间收缩,地缘政治风险长期化。欧盟推行的一体化在经济层面主要体现在要素自由流动和单一市场规模效应,催生了更大体量的GDP。但这种单一市场既有利,也存在弊病。2024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该计划旨在帮助欧盟在软件、芯片和飞机等核心行业保持竞争力。欧盟推行类似美国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high fence)及“去风险”(de-risking)政策,旨在于强化欧元区的经济竞争力。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方面向内收紧的政策违背欧盟所一贯奉行的开放原则,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原则;另一方面欧盟的单一市场缺乏扩张和增长的潜能,投资和消费增长空间有限。
其三,一体化红利逐渐消退,治理效能下降。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欧盟未来需要着手解决两方面的瓶颈:一方面,欧盟的财政统一问题。近期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欧盟财政规则改革达成协议,包括控制支出、降低债务比率和赤字等内容。另一方面,欧盟的对外政策协调问题。乌克兰危机期间,欧盟围绕对俄罗斯实施的多轮制裁及支援乌克兰进行了多次协调,从某些层面表明各成员国的立场差异,未来如何秉持“多元一体”的发展理念,以及如何平衡好各成员国利益诉求,将是欧盟一体化面临的重大考验。
作为拥有27个成员国、GDP规模16.75万亿美元(现价)、人口约4.5亿人的全球最大区域组织,欧盟拥有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但也要看到,欧盟成员国的数量不少,加总的体量规模比较大,其中有不少成员国的经济体量规模较小,实体产业发展薄弱。英国“脱欧”后欧盟的经济规模进一步缩小,欧元区经济所依赖的一体化优势也在逐渐减弱。从成员国结构来看,欧盟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为主,新申请加入的国家多为中小国家,在GDP规模、增长潜力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差距拉大。
由于欧盟的治理体系复杂但效率偏低,过去二十多年欧盟一体化所释放的红利逐渐消退。未来将包括乌克兰等在内的诸多东欧国家申请加入欧盟,在市场扩大优势互补的同时,各成员国的协调成本将抬高,可能加剧内部的不均衡。
未来发展前景堪忧
总的来看,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堪忧,内外形势更加复杂,“脱钩断链”将破坏欧元区市场环境,地缘政治危机可能发酵,一体化所能发挥的规模效应及统一市场优势也将被减弱。以德法两国引领的一体化进入平坦期,目前仍主要享受过去一体化所带来的发展红利,但随着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大国博弈间欧盟的地位下降。由于欧元区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屡屡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将制约一体化进程。
未来欧元区的经济停滞可能长期化,打破这种僵局需要欧盟摒弃“冷战思维”和“脱钩断链”的冒险,回归市场开放和多边主义,增强欧盟在政治、经贸和科技等关键领域的战略自主,否则欧元区经济很难摆脱潜在衰退和经济停滞的风险,且可能威胁欧盟一体化的发展空间,削弱其国际影响力。
笔者认为,欧盟的转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治上保守势力抬头,单边主义及对立冲突等思维弥漫欧盟,欧盟紧跟美国的趋势显著,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实施大规模制裁行动;其二,经济上倾向保护主义,欧盟以维护欧元区自由市场和经济安全为名,密集推出《关键原材料法案》、“碳关税”法案及强化投资审查机制等限制政策,无疑对全球化重启构成负面影响;其三,科技上走向自我封闭,欧盟过去在科技创新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领域失去国际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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