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制造业占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仍在54%左右，是外资重点投资行业之一。

　　中国吸引外资数量于2023年同比下降。根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633亿美元，较2022年的1891亿美元同比下降13.6%。另据外汇局数据，2023年中国直接投资负债为427亿美元。如何看待中国引资水平和引资结构的发展变化？

　　从外汇局数据看，2023年中国吸引外资同比下降的原因在于，新增股本投资增速放缓，但利润汇回和对外偿债增加，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同比下降。除了数量的变化，引资结构的变化也有助于说明中国吸引外资的状况。

　　总的来说，中国希望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期待外资参与中国的产业升级，推动外资在华布局更加均衡。

　　从行业来看，外资重点投资中国的行业，充分利用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外资也帮助了中国产业升级。

　　一方面，制造业曾是外资重点投资行业。截至2014年，制造业占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仍在54%左右。近年来制造业占中国吸引外资数量的比重有所下降，但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持续增长。2023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6.5%，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32.1%和12.2%。

　　另一方面，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服务业的重要性在提升。2023年中国在服务业领域吸引外资为7760.8亿元人民币。投向中国的高技术服务业外资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领域的外资分别增长8.9%和4.1%。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3年全球跨国投资同比增长3%，剔除“离岸中心转投资”的因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实际下降了18%。其中，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引资分别下降28%和9%。

　　全球跨国投资的下降可以从几方面理解：从直接投资的特征看，吸引外资金额容易受到大项目的影响，部分项目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大项目的有无及数量变化使得特定年度的引资数量不同。从国际投资的环境看，2023年大国经济增长承压，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各类风险因素叠加，导致了全球资金包括直接投资的流动放缓。

　　各国争夺外商投资

　　中国吸引外资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竞争。发展中国家通过激励型政策吸引外资，主要包括财税鼓励和金融便利来降低税收负担和融资成本，提高外资的盈利预期。

　　以越南为例，越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具体有公司所得税优惠、为形成固定资产而进口的货物免征进口税、减免土地费和土地租赁费、加速折旧等措施。越南还区分投资活动、投资区域、投资行业给出了可享受特别激励的投资项目。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鼓励制造业回流，倡导近岸和友岸外包，推动供应链替代，客观上给外资提供了更多选项。加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消费迭代升级等因素，部分外企在产品和服务上的优势减弱，可能选择减少在华投资，或将部分业务撤出中国，或建立海外备份生产场所。

　　长期来看，外资对华投资获得高收益有基本面支撑，两方面因素影响未来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一方面是短期因素的改善程度。如上文所述，2023年吸引外资数量的下降是利润汇回和偿还外债的增加所导致，这部分资金的流动随着短期因素而发生变化。在舆论导向和市场情绪影响下，还有一定的跟风效应。当短期因素出现变化，例如中美之间的负利差转变为正利差，资金可能再次回流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的长期因素能否持续创造效益，是决定中国对外资吸引力的根本所在。是否投资中国，外国投资者最重视甚至唯一看重的是收益成本相抵之后的经济回报。决定直接投资回报的是基础变量。中国的基础经济变量，包括基建、人力、资源、技术、市场等非常稳定且持续改善。

　　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将生产的不同环节配置在不同的国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逻辑──企业利用不同国家在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源方面的优势，进行全球布局，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苹果公司是生产链全球布局的一个典型例子，苹果的排名前两百的供应商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中国内地供应商数量较多。与苹果相类似，还有数十万家外企在华经营，这些外企有大量的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进出口，中国通过这些渠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提高了自身的生产能力。

　　但目前全球化的逻辑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对中国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担心，通过强化投资审查、更新出口管制和人员交流方面的政策，限制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加强本土研发，另一方面持续扩大开放，吸引先进制造业的外资流入，创造适合先进制造企业成长的市场环境。

　　开放更多可投资领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提出了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具体举措。笔者认为，准入是与外国投资者关系最密切的权利，充分保障外资的准入权利、增加外资在中国的机会是基础环节。中国非常注重保障外资在准入阶段的权益，2017年以来中国连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下一步，笔者建议继续优化外资准入政策。例如，准入阶段的措施应与准入后的政策相衔接。强化外资进入中国后的投资保护，保障公平竞争，完善配套措施等同样重要。又如，限制性的措施要与鼓励性的措施进行结合。持续缩减负面清单的同时，还需鼓励外资投向双赢空间更大的领域，如中高端制造、研发、现代服务等领域和中西部、东北地区。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强调，“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增强对国内外要素资源的吸引力。”要吸引外资，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而对营商环境有两类评价指标：

　　第一类是定量的指标。以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指数为例，该指数对获得许可、纳税、贸易、履行合同等事项，给出了企业花费的时间长短、成本的高低、流程数量的多少，并以此说明各国投资环境的差异。定量指标有指向明确、结果可比等优势，中国也可给出明确的数值目标。

　　第二类指标以定性为主，如透明、友好、安全等，这些指标在概念上有模糊性。例如，透明度中涉及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时间等，各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这类指标，中国应该对标国际高标准，吸收他国的经验，并考虑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来进行界定。

　　可从“投资服务”这个角度来具体说明中国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外资企业在中国有“进入─经营─退出”的不同阶段，其存续时间短的话有几年，长则数十年，通过长期经营来获利。对外资企业的服务和保障将覆盖投资的不同阶段，延续较长的时间，涵盖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外企进入阶段，中国的服务保障体系应关注审批、规划、用地、用电、环评等方面。在经营阶段，中国的服务保障涉及纳税、贸易、履行合同、能耗等企业事项，也包括支付、旅行等投资者的生活便利。在退出阶段，投资者权益保障、外汇等问题较为重要。

　　为了进一步完善外资的服务保障体系，建议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提供交流平台，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及时解决外企关注的问题和合理诉求，为企业来华投资经营提供便利条件。

　　未来可从经济和预期两个维度来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方面，要强化中国在产业链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将中国打造成为同等风险下收益更高、收益类似下风险更低的投资目的地。另外，要形成明确、稳定、可持续的预期。相比营商环境本身的特质，营商环境整体的确定性和持续性更为关键，外商会基于对营商环境的整体看法来做出投资选择。稳定预期的方式包括坚定扩大开放，缩减负面清单，促进公平竞争，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的内容。